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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谁先报道的焦裕禄说起 高致贤 这里绝非为谁争功，旨在强调必须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或为一线工作者说几句话。 而今，焦裕禄已成为祖国各地人人称颂的英雄人物，多数人也知道焦裕禄的出名与新华社的穆青、冯健、周原写《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人物通讯密切相关。然而，倘若没有焦裕禄身边工作的通讯干事刘俊生写的第一篇报道，和他以后的三番五次、持续不断地陪同采访和提供资料，恐怕焦裕禄这个榜样也难以如此大放光芒！ 《作家文摘》第182期摘介：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根据焦裕禄的意见写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通讯发表后，又一连写下不少关于兰考的报道。焦裕禄同志逝世后，他认为没有一篇写焦书记的文章，内心万分难过。适逢河南省报“党的生活”栏编辑郭照林约稿，他便写了《一位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二三事》的人物通讯。郭阅后认为“选材典型，感人”，若删成小稿发表太可惜了，让小刘加工、充实后推荐到一版发表。谁知总编室的一位副总编以“表扬一位县委书记必须慎重”为由，将稿子压了下来。后，刘又接待了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共同写成：焦裕禄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的人物消息发表于《人民日报》，才引起河南省报社的重视，要刘俊生到报社详谈情况，次日便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并配了言论。可刘俊生原来写的那篇通讯仍石沉大海。河南省号召学习焦裕禄一段时间后，刘又和《河南日报》记者写了篇《焦裕禄啊，我们怀念你》的总结性报道便告一段落。之后，新华社的记者又找刘采访，他仍不厌其详地提供材料、陪同采访，直到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之后，他那第一篇写焦裕禄的通讯仍然被“慎重”地压着，抑或早已丢入废纸篓了！ 本文不厌其烦地摘引这些史料，是本人也当过县委通讯干事，深感资料真实，感同身受，引起共鸣。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一个问题：编辑，尤其是握着发稿重权的编辑，应该重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不要总是认为人微言轻，随便“枪毙”其稿。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含义，编辑们应该是知道的吧，但实际工作中就不太相信“鸭”们了。这其中，当然也难免有个别不下水便主观报冷暖之“鸭”，但应信绝大多数，尤其是老通讯“鸭”是亲自下水才报冷暖的。改革开放之初，各种名目的公司如文革初期成立战斗队那样谁想成立就成立。于是，有人乘机利用公司的名义进行诈骗。我从公安机关破获的诈骗案中，发现一些没有固定地址，背着个皮包到处跑者打着XX公司的幌子骗人，便写了篇《公司要名副其实》的述评送到省报，文中提出 “全公司固定资产就是一个皮包和一颗公章”的描述，指出不要上这种“皮包公司”的当。责编改定后让我誊正上交，文中并未反对办公司，强调要提防假公司。可编辑部主任一句“公司是政府提倡办的嘛”就把稿子毙了！以后很久才报道有假公司，后来报上才出现“皮包公司”一词。某些人不重视实际产物，只听上级指示。领导放个屁，小官跑脱气；下级说真理，根本不理你。报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先由一位讲师提出，写成论文。最后由上级权威改定，才以“X报评论员”之名义发表。 由此我联想起地方单位审稿问题。我一次深入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住了8天，挨门逐户日夜采访，记下2万多字的材料，写成2000来字的人物通讯，送请区委书记审稿，他签了个“基本属实。”我问他哪点不实？他指不出，是签成了习惯。另一次花十多天采访，写成7000多字的报告文学，审稿单位随便翻翻，签个“已阅”。记得，我写了一篇红军与大方苗族人民的革命情谊的稿子投贵州日报民族版，十多天不见发表。我去参加该报优秀通讯员表彰会，问刘总编，他说没有看到，就带我到编辑部去看，部主任说看过，文章太长了。刘总编让他找来看看，他找了几个地方才在一堆稿件中找到。刘总编当着我的面看了没有说什么，就把稿子还给部主任，我也不便问。我们散会后不几天，那篇稿子就在那个专版的头条配图发表。 许多审稿者根本不了解情况，但又非显示其权力不可，可他们又怕负责任，故玩外交辞令、耍江湖手腕。有成绩功归于己，有问题推给别人。基层单位审稿如此，编辑审稿又如何？有的编揖长期坐办公室，不了解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难免产生“编僚主义”，有意无意间压制了来自第一线的报道。 上述这些问题均系以前传媒发表所存在，现在的网络发表者是一点也感觉不到的。书之作为历史记录吧！ 1999年写于大方2004年录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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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05:30
发表于 2020-3-17 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