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2012年向母校汇报提纲连载之6 盘存我的作品

贵州老高

高致贤2012年向母校汇报提纲连载之6

盘存我的作品

一不留神就迈进了古稀门槛了，赶紧对尚能记忆的60余年作了一次盘存，粗略统计一下，有些硬、软件还可聊以自慰。

硬  件

一、已发表600多万字的作品。1958年开始业余写作，到2012年上半年计，已有《我亲历的“大跃进”》、《“文革”日记》等几千件，约600多万字的新闻、文艺、理论等类作品在中央和全国31个省（市、区）的《人民日报》、《山花》、美国的《星岛日报》等100多家国内外报、刊、台和网站刊播，其中有《中国农村致穷纪略》、《蚕蛹的回顾》等200多篇（首）诗文分别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枫叶集》、《贵州杂文集》等50多种纸版合集；有《挥舞银锄绘彩图》等20多篇（次）作品获省和全国好新闻和优秀作品奖。

二、留下8开大小装订成册的《习作草稿》65本，累叠总厚1.82米，超过我的身高0.13米。还有21个文书档案袋散装的未计在内。这仅是1964年8月——2004年3月——我运用电脑写作之前存下的部分新闻、文学手稿，论文稿不在内。写得多而发表少，从中可窥我写作艰难的轨迹之一斑。

三、现存奖证（状）127个。其中，全国性的12个，省级35个，地级38个，县级42个。文革中带派性的奖不算，到90年代需要交钱的“买奖”我拒绝，所存均为政府组评选的好新闻、好作品、优秀通讯员之类的正规奖。

四、存档几百封亲笔信。分为家书、友函、读者信、指导信、征稿信。均是亲笔直接写给我个人的。其中有《诗刊》副主编邹荻帆、《解放军文艺》主编李瑛、中国作协理事何士光等名家和《山花》、《花溪》等文学杂志编辑写的；澳门华侨作家许均铨、杂文报首任执行副主编储瑞耕等文友交流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读者写来的。家信主要是孩子们读大学时写来的。时下的书信已被电波取代了，我的这批信件已成为收藏品，它将会比收藏的粮油等票证更具人情味。可惜的是1988年以前的家信、友信、读者信未收存，我写出去的信也未留底稿，现在已是万金难买亲笔信了！

五、保存50多个工作笔记和新闻采访本。到2005年，我已不再用笔记和采访本了，可在之前的30多年里，搞行政时调查研究的笔记本和搞新闻的采访本计有50多本，每本都记录着我县一些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或县、区、乡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活动情况，其中，绝大多数没有公开发表过，对后人写县志、研究全县上世纪中、下叶历史具有一定的原始材料价值。

六、保存一套读“毛选”的笔记。文化革命中我利用无事可干的充裕时间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每读完一篇都写笔记或心得，篇幅长的要写几篇。第五卷读了大部分后中断。这些心得与笔记中虽然有应付时局的成份，但大部分反映我的真实思想，也表现当时的社会背景。

七、现存三本“留言簿”。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用名片的人很少，师生、学友、文人相聚，常以临别赠言共勉。我干文化、新闻工作的社会活动多，留下3个《留言簿》，其中有人民日社社长秦川、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诗人杨子敏，当然也有戴晴等的留言。这些留言情深意切，均有启迪作用。我还在留言簿上眉批一些读后感，迄今读来情趣盎然。

八、已写了87集日记本。我写日记始于1960年，开始时断断续续，自1963年3月5日学习雷锋以来，我坚持天天写日记，迄今未断。外出必带日记本，火车、飞机上过夜也动笔，几次住医院在病床上写。有次为邻居扯下屋檐着火，右手烧成重伤，治疗期间我也学用左手写。开始用薄本子写，为好收藏，我将前10佘年写的装订成4厚本，取名《镜子集》，并用编号机逐页打上号码；到2000年以后，采用特定的本子，每年写一本。今年写的已是第88号本了。几百万字的日记，记下我40多年的苦乐悲欢，也记下我亲历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它是我的重要精神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