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诗歌小集》自序

贵州老高

高致贤《诗歌小集》自序

　　　　

　我不善写诗，但我在我的回忆录中写到我的“写作生涯”时却写下这样一句：“如果说我已进了文学殿堂的话？那么，诗便是我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一块砖。”这是我内心的真实表露。我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诗歌，但我相信我在襁褓中就时常听到母亲为我唱儿歌；少儿时跟着小伙伴们唱儿歌；青少年时期放牧、耕地唱山歌，自学开始读诗歌；写作开始写诗歌；我发表的处女作还是诗歌。

我第一次发表诗歌，可追溯到1959年《大方文艺》上的那首《肥堆高入云霄》。但真正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时，已到我“不惑”的1977年，就是在《贵州日报·娄山关》文艺副刊上发表的那首《彩船载宝飞向前》。此诗发表，在我们地区的影响较大。发表时，毕节地区正集中全区“笔杆子”在毕节修改全省“百面学大寨红旗”的典型材料，我也参加了。那天，来自威宁县的张自力突然要我请客。为什么？原来是他先看到我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的诗歌。请客是假，写作组的领导让食堂加两个菜，让文友们表示对我的祝贺和鼓励，这才是真的。因为这首诗，我才与著名作家陈学书取得联系。此前，我还有《蚕蛹的回顾》和《种子的自述》发表在纳雍县的一份叫做《乡土》的油印内刊上。虽然那刊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我觉得那两首小诗很有哲理，我便将它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蚕蛹的回顾》便被该出版社收入公开出版发行的《绿洲》诗集。

　　　我为什么首先学写诗？是我觉得诗像我们家乡的山歌那样，顺口、押韵、好记。我不知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听到小朋友背诵几句“台湾糖，白糖甜，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年，起纠纷，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被日本侵”的诗，从诗中学习了历史知识。与此同时的许多散文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这几句诗迄今我还记得。所从我写的也是民歌体的诗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各省报刊纷纷复刊，地、县也渐渐办起内部发行的报刊，这些报刊均辟有诗歌专栏，发表诗歌园地增多了，我也写起诗歌来。写过歌词来写诗，便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有《鸿毛的骄傲》、《观瀑》、《助产士》和《你在想些啥？》等一批诗歌在省内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出来，高致贤这个名字也开始引起文艺界的一些编辑注意，读者中也知大方有个高致贤在写诗，这便激起我写诗的兴趣。

　　80年代初叶，我被毕节地区文化局借调去协助编辑《高原》文学双月刊时，还选编过一些诗歌，与诗人陈学书同室“操编”，从编务到编辑，也学到了一些写诗技巧。但因我的文艺创作起步较晚，“不惑”早过，时已直逼“天命”之年，写诗激情没有了，发表诗歌的园地也减少了许多，我便将写作重心渐渐转入随笔杂谈，很少写诗歌了。尤其是“朦胧诗”冲击明快诗之后，我便基本不再写诗了。不过，这时我在贵州文艺界已有了一丁点儿影响了。

　　为了写诗我苦读诗，尤其是读现当代名家的诗，从中模仿名句，发现问题，深感90年代前的编辑们非常关心学写诗之人。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诗刊》副总编邹荻帆老诗人描写卖冰棍的《街头小景》，诗中有“雪中送炭，犹如火里送冰一样的重要”之句，便给邹老写信：“邹获帆同志：您的近作《街头小景》（见《人民日报》九月十六日第八版），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不平凡的诗句，这对诗歌习作者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启发。拜读再三，倍觉新颖。但其中有一喻句似乎写颠倒了。即第三段中的“雪里送炭  和火中送冰一样有情谊”。“火中送冰”，是您诗中提出的新句，“雪里送炭”，则是人们熟知的成语。您采用以熟喻生的修辞手法，加深读者对本诗的理解。这样，“火中送冰”为主体，“雪里送炭”则为喻体。习惯上的一般用法是主体在先，形成问题，喻体在后，紧接说明。据此，我认为在您这首诗中的“雪里送炭”和“火中送冰”应交换位置，以免别扭。我这个无名小卒的肤浅之见，不知对否？冒昧写来，恭候赐教！

　　　　　顺颂编安！

　　　　　贵州大方县高致贤  1981年9月21日敬上“

　　　　　不久，便接到邹获帆同志复信

　　　　　“高致贤同志：

　　　　　谢谢您来信指出拙作《街头小景》中，关于“火中送冰”与“雪里送炭”的安排。您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我如有机会出单集，当遵嘱修改。

　　　　　当此，并颂    近安！

　　　　　     邹获帆1981年10月21日“

　　　　

　　　　1980年1月26日我看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社长发表在当年第1期《诗刊》上的《阿尔卑斯雪岭记游》组诗中，描写阿尔卑斯山的积雪突然被狂风刮飞时有“抽醒了狂奔的烈马”之句，我便给他写信：

　　　　“李瑛同志：

　　　　拜读了你的近作《阿尔卑斯山雪岭记游》（见1980《诗刊》第1期），心潮澎湃，享受极美。感谢您以诗的形式，把我带到国外名山一游。激动之中，写了一些感想文字送到《诗刊》。这里，冒昧地给您提一条意见——“抽醒了狂奔的烈马”句中，您把强风比鞭，雪涛喻马。但从诗之起笔至此，强风乃日夜不息，并非骤起。而烈马狂奔，也非睡狮，故觉“抽醒了”改为“抽打着”似乎更为恰当。

　　　　李瑛同志，您是当代的名诗人，我乃喜读诗歌的无名之辈，您与我应为前后两辈，或为师生之称。我冒昧地给您提意见，相信不会见怪的。此不礼貌之为，实为班门弄斧，敬望赐教！

　　　　敬祝编安！

　　　　高致贤1980年1月26日于大方”

　　　　2月19日就收到他2月14日这除夕之夜给我的亲笔复信：

　　　　“高致贤同志：

　　　　一月廿六日悉。

　　　　谢谢你对我的小诗所提的意见，待将来收编诗集时，当改为“抽打着”，这样较好。

　　　　访瑞的诗，我共写了十二首，除给诗刊的四首、人民日报的一首外，人民文学还有四首，也许近期刊出？还有三首也拟交出完债。这样，就不准备再写这一方面的诗了。

　　　　我写作全在业余，将来希望得到你更多的帮助和批评！问候

　　　　春节好！

　　　　李瑛

　　　　1980年2月14日夜“

　　　　这些名诗人如此礼贤下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良好印象，激励我写诗的热情！

　　　我发表于1980年第5期《苗岭》上的《鸿毛的骄傲》一诗被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集》，也算在贵州文学史上留个纪念！

因为我写诗不多，不能成为诗集，所以，这个集子叫诗歌集。除了诗之外，还收入了我创作的歌词，我收集的山歌、儿歌、散花词；以及我的致香胞兄收集的“哭嫁词”。是一个集诗、词、歌于一本的小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