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的艺术特点

午午

《三言》的艺术特点

综述



“三言”中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城市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有较浓厚的市井气息。其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最多，也最具特色。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写了杜十娘因为爱情破灭而投江自尽的悲剧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讲述了一个商人家庭婚姻的破裂与重圆，等等。另外，揭露官僚地主阶级的丑恶，描写知识分子的悲苦，歌颂普通人民的诚信和友谊，也是“三言”中常见的题材。下面两篇专论可供参考。



《三言》的艺术特点



《三言》中的明人作品，除少数是话本外，大部分都是拟话本，是模拟话本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故仍保有话本的传统特点，并不断地发展变化。拟话本是文人的拟作，它具有文人写作特点，其中比较优秀的或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往往是接近市民的文人所写，它们就兼有市民文学和文人写作的特点。



1．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



宋元话本中，人物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刻画，这种个性描写又能和人物的社会存在及时代特征相适应，因而形象更鲜明。《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崔宁，就是典型的例子。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已由民间艺人的创作逐渐朝着作家文学创作的方向发展，其中优秀的作品，个性描写更为细致；宋元话本之较优秀者，已能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有时且能和环境气氛结合。明代拟话本的某些篇章，则尤为细致生动，其最重要的特点，是着重在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拟话本小说，善于把人物内心活动和生活细节描写结合起来，和人物的表情、对话、行动结合起来，绘声绘色，入微入骨。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作者叙述秦重的身世，从逃难到被卖做小厮到挑担卖油的经过，写得相当详尽。秦重的性格是紧扣着他的身份和遭遇来表达的，对秦重的内心活动，也刻画得十分细致。秦重初次见到莘瑶琴，“听得说是汴京人，触了个乡里之念”，于是一路走，一路痴想，把秦重的同情瑶琴、爱慕瑶琴以及痴心妄想亲近瑶琴的心理发展过程，曲曲传达出来。后来秦重积得银子，作者又这样地描绘：秦重心下想道：“除去了三两本钱，余下的做一夜花柳之费，还是有余。”又想道：“这样散碎银子，怎好出手？拿出来也被人看低了！见成倾银店中方便，何不倾成锭儿，还觉冠冕。”当下兑足十两，倾成一个足色大锭，再把一两八钱，倾成水丝一小锭。剩下四两二钱之数，拈一小块，还了火钱，又将几钱银子，置下镶鞋净袜，新折了一顶万字头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买几根安息香，熏了又熏。拣个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来。这不仅运用了人物的内心独白，并且通过对人物行动的具体描写，把秦重这个朴实的小商人性格刻画得十分逼真。作者对瑶琴性格发展的刻画，也是把她放在思想矛盾和人物冲突中来完成的。瑶琴从嫌秦重“不是有名称的子弟”，到决心和他百年偕老，这一性格的矛盾发展也是很自然很真实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心理刻画尤为精到，李甲狠心出卖杜十娘，与十娘在舟中谈话前后的大段文章，对人物个性描写都很成功。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此时此地的感情。有些心理活动，着墨不多，并无繁琐的独白，却深入地写出了人物的内心。如杜十娘获知李甲已把自己出卖时，作者只用“放开两手，冷笑一声”八个字，就把十娘内心的失望、苦痛和坚强不妥协的性格表露出来。写李甲变心，却先写他“扑簌簌掉下泪来”“含泪而言”“泪如雨下”。但当十娘表示同意嫁给孙富时，却又立时“收泪”“欣欣似有喜色”。通过这简练的描绘，把这个纨袴子弟肮脏的内心世界完整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在用行动、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个性方面，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细节的丰富和具体。有些小说在关键性的情节中常能用大段的篇幅，一系列的动作和对话，精细地塑造出活生生的形象。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服侍酒醉的瑶琴那一段描写为例：通过秦重一连串的动作，把秦重那种又惊又喜，战战兢兢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瑶琴酒醒后和秦重的对话：美娘（瑶琴）问道：“你是那个？”秦重答道：“小可姓秦。”美娘想起夜来之事，恍恍惚惚，不甚记得真了；便道：“我夜来好醉！”秦重道：“不曾。”美娘道：“这样还好。”又想一想道：“我记得曾吐过的，又记得曾吃过茶来，难道做梦不成？”秦重方才说道：“是曾吐来。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也防着要吐，把茶壶暖在怀里。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小可斟上，蒙小娘子不弃，饮了两瓯。”美娘大惊道：“臜巴巴的吐在那里？”秦重道：“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是小可把袖子盛了。”美娘道：“如今在那里？”秦重道：“连衣服裹着，藏过在那里。”美娘道：“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秦重道：“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得沾小娘子的余沥。”美娘听说，心下想道：“有这般识趣的人！”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从两人的谈话中，作者把瑶琴恍恍惚惚的神情和秦重小心在意的心理，刻画得十分细腻，使人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而他们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也完全符合这个处在万恶的旧社会最低层的妓女瑶琴和小商人秦重的身份和个性。



2．题材的扩展和生活素材的丰富



宋元话本的内容，直接采自现实生活者居多，脱胎于前人笔记或唐代传奇者较少。明代的拟话本，大都采用了前人笔记和传奇中的素材，如《太平广记》《夷坚志》《情史》等书，作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作者以大量生活素材和艺术描写，使作品的主题和细节更为具体丰富。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负情侬传》情节基本一致，细节则多所增益。其中十娘要李甲借贷赎身一段，原作不过二三百字，小说却敷演为二千余言，把李甲向亲友告贷的困难过程给以具体的描写，并添出柳遇春这样一个有侠气的人物，为小说生色不少。又如孙富劝诱李甲以及十娘最后对李甲的态度，骂孙富、投江等情节的描写都更加丰富和细致。使主要人物的形象更鲜明突出，更充实完整。这是思想性艺术性得以进一步提高的关键之一。



我们还可以用唐传奇《李娃传》来和明拟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作对照，来研究拟话本对题材处理的长处。《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写作，显然受到《李娃传》的影响。但是前者却有所突破，有所发展。如《李娃传》中竹林烧香骗走郑生是李娃亲自参加的，而小说中老鸨的“倒房计”却是瞒住玉堂春进行的。玉堂春在发觉中计之后，“泪不停滴”。郑生的中举做官，是由李娃亲自督励的，她期望郑生“连衡多士，争霸群英。”这种封建名利观念，在李娃身上是向封建制度彻底投靠；玉堂春本质上也是向封建制度投降了的，但在程度上则有不同，玉堂春也效法李娃，劝王公子“用意攻书”，但王公子的“发志勤学”，主要还是受到专制家长的压力，否则就难逃一顿毒打。玉堂春和李娃的主要差别，是在于她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李娃对老姥的斗争，只是为了恢复郑生的“本躯”，而玉堂春对老鸨的斗争，却是为了爱情。两者相较，玉堂春的反抗比较坚强，老鸨用“倒房计”撇掉王公子，她却在城隍庙与公子私会，定计使公子二次进院；老鸨说她串通王三拐去金银首饰，她就大骂其“图财杀命”，要去刑部告状，并把老鸨王八的丑恶面目揭露在群众面前，逼得老鸨无计可施，只得写下赎身文书。这种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显示了玉堂春坚强的性格，这在《李娃传》中是找不到的。后半篇写封建市侩势力的代表者──老鸨，不甘心失去摇钱树──玉堂春，想尽种种办法，把玉堂春卖给山西财主沈洪作妾，使玉堂春含冤受屈，历尽千辛万苦。故事情节曲折变化，波澜迭起，作者已摆脱了《李娃传》的窠臼。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和艺术创作才能的。但是，玉堂春冤狱的平反和她在爱情上的最后胜利，必待王公子一举成名，然后得到家长的承认，而玉堂春所争取到的却只是妾的名分，显然，这是作者封建思想的表现，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局限。因而，玉堂春这一形象，就因题材的处理改造没有能达到反封建的高度而暗淡下来，终于变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顺民。



3．结构体制



《三言》中的明人作品，继承了宋元话本的历史传统，不但原来作为说话人表演手段的诗词、入话、头回等成为创作的结构形式，就是故事情节也都能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中发展，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脉络分明。而且矛盾一定“当场”解决，有头有尾，常常连次要人物的结局也交代个一清二楚。这样的形式，正是我国宋元话本小说所具有的民族形式，为明人所继承，所发扬。尽管明人的白话短篇小说已由说话人的口头转到读者的案头，而保留下来的这些说话人固有的表演特点，使读者仿佛置身书场，亲聆艺人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这也是拟话本的一个优点。



4．语言的运用和提炼



明人作品，也深受宋元话本的影响，基本上保持口语化的优点。其中较优秀作品的文学语言，是结合着明朝的北方话和江南通用的口语、宋元的某些口语，以及某些比较浅显的文言，基本上尚能融合一体。其中完全口语化的部分，很接近现代的口语。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语言的通俗、生动，丰富多彩，尤其明显。



《三言》中的白话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上述的成就，第一是因为我国文学创作从唐传奇以来在长时期中积累了艺术经验，特别是塑造人物的经验，宋元话本更直接地提供了用群众口语塑造市民形象的经验和范例。第二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人物和现实生活的熟悉和爱憎分明的情感。虽然作者们并不是自觉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冲突中塑造人物性格，并使之个性化，体现出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但由于他们熟悉生活，忠于现实，接受传统，并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作为引导和动力，他们确实已经初步创造了某些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此外，因为作者是文人而又爱好民间文学，同情市民，就能把比较丰富的文学知识用到加工拟作中去，使某些作品具有主题思想比较鲜明，结构谨严，语言的文学性有所增强等优点。



（选自《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作者胡士莹）



关于节选部分



一、节选部分前后的主要情节



小说开头以一首《鹧鸪天》词开头：“公子初年柳陌游，玉堂一见便绸缪。黄金数万皆消费，红粉双眸枉泪流。财货拐，仆驹休，犯法洪同狱内囚。按临骢马冤愆脱，百岁姻缘到白头。”然后把时间定格在明代正德（1506—1521）年间，礼部尚书王琼退隐，将回南京。临行前让管家王定讨帐，顺便陪三公子王景隆（小名三官）读书。书中交代：“景隆，字顺聊，年方一十七岁。生得眉目清新，丰姿俊雅，读书一目十行，举笔即便成文，元是个风流才子。”



三个月后，王定把三万两银帐讨回，正待起程回南京，王三官提出要“到大街上各巷口，闲耍片时，来日起身”。二人来到街上，看不尽人烟富庶，车马喧闹。后来转到东华门附近的一个酒楼，遇到生得标致的一秤金家的丫头翠香翠红，又经酒保之口，说出一秤金的妓院里“更有十二分颜色”的三姐，号为玉堂春（小名玉姐）。于是，王三官不顾管家的劝阻，寻访玉堂春，与她“成婚”。王三官挥金如土，替老鸨还债、修房、置办首饰酒器，为玉姐造百花楼一座。管家王定为摆脱责任，只身回南京。王三官与玉姐如胶似漆，不可分离。一年之后，王三官三万银两花完，老鸨便怠慢下来，继而设计赶他出门，流浪街头。后来王三官寄宿王银匠家，终于因受不了银匠妻子的闲话而离开。于是，他信步漫游，走到关王庙前，进去将身世向关老爷诉说一番。他出来时，便遇到了卖瓜子的金哥。课文就是从这里开始节选的。



课文节选部分后面的情节是：王三官回南京，经家人调解，其父原谅了他。于是王三官在家潜心读书，中了举人、进士，家人为他娶妻。玉姐被老鸨设计，卖给山西商人沈洪。沈妻皮氏与邻人赵昂通奸，又妒沈洪娶妾，就在面条里下毒，毒死沈洪，反诬玉姐。皮氏贿赂知县，玉姐被屈打成招，押入死牢。王三官因思念玉姐，自请到山西为官，当上了山西巡按，到洪同县重新审玉姐一案，判皮氏凌迟，赵昂斩首，知县罢官。这时苏淮已死，只得追一秤金之罪，枷入大牢。玉姐未曾失身，复归王三官。王三官携一妻一妾回南京拜望父母，皆大欢喜。



二、节选部分赏析



《玉堂春》的故事一直广泛流传，被改编成弹词、鼓词、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京剧《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等折子戏至今搬演不衰，可见其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程度。



从话本小说全篇来看，《玉堂春落难逢夫》不乏公案、传奇、发迹等内容，情节复杂，场面众多。课文节选部分从王三官流浪街头开始，到玉堂春拿到赎身文书为止，是中间一段，在情节上相对独立。



这一部分包含两个主要情节，一是王三官在金哥的引导下回去见玉姐，玉姐设计，让王三官将金银首饰器皿带走；二是玉姐据理痛斥苏淮和一秤金，仰仗街坊邻里的帮助，拿到赎身文书。作者以赞美的笔调，叙述三官和玉姐忠贞不渝的爱情，肯定了超越社会等级和身份地位的真挚爱情，抨击了鸨子惟利是图的丑恶面目，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识，表现出新兴的市民文化的思想观念。



这篇小说是典型的情节小说，故事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如玉姐提出去城隍庙还愿，设下巧妙的圈套，而鸨子浑然不觉。待到三官“气象一新”，卷土重来时，鸨子先是“惶恐”，后又陪出笑脸。当知晓三官卷物而逃时，顿时气急败坏。读者至此，定然猜想玉姐会处境危险，性命堪忧。不想，经过一番当街的唇枪舌剑，竟然是鸨子败下阵来，玉姐反而讨得自由之身，清净守节。这样复杂曲折、惊心动魄的情节，唤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引人入胜。虽然这些情节的设计有巧合编造的痕迹，有出人意料的一面，却也在情理之中。鸨子赶走千金散尽的三官，已属翻脸不认人的市井无赖之举，本来理亏；玉姐设计让她自落圈套，又使她有口难言；邻里街坊的主持公道也不容她无理取闹。这些都是支撑情节戏剧性的有力逻辑因素，也因此使小说摆脱了单纯追求情节离奇的倾向，增强了艺术含量。



人物语言生动活泼、个性鲜明是优秀话本小说的共同特点，在这篇小说中也表现得很突出。流浪街头的三官，提到玉姐，既羞愧又胆怯，所以让金哥去玉姐“那里看风色，他若想我，你便题我在这里如此。若无真心疼我，你便休话，也来回我。”玉姐的语言则率真泼辣，见到三官，直呼“哥哥”，与鸨儿对阵，直骂得狗血喷头，可谓敢爱敢恨。鸨子的语言则随机应变，见风使舵，软则哀求，硬则撒泼，可谓神情毕现。



小说的人物动作描写、外貌描写是很值得称道的。三官落入困顿，无颜见昔日曾被他照顾的小商贩，就“双手掩面坐于门限侧边”；三官将见玉姐，却“躲在东廊下相等”，“羞面通红”。这些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处境和心理，使人物形象真实可感。



小说的人物心理描写尤其成功。节选部分有几处人物心理活动的直接呈现，值得仔细品味：



其一，金哥去见玉姐，“口中不语，心内自思：‘王三到也与郑元和相像了，虽不打《莲花落》，也在孤老院讨饭吃。’”这几句内心独白真切地表现了金哥对王三官的同情，也流露出他调侃诙谐的性格特点。作者写金哥对王三官的称呼，当人面叫“三叔”，在心里叫“王三”，可谓达到了细腻传神的程度。



其二，老鸨听说王三官“满载金银”回来，“半晌不言：‘这等事怎么处？向日三姐说：他是宦家公子，金银无数，我却不信，逐他出门去了。今日到带有金银，好不惶恐人也！’左思右想……”这一串心理活动，把鸨子的疑惑、后悔、尴尬、利欲熏心的丑态活灵活现地揭示出来。



其三，在鸨子上了钩，“一发不肯放手”时，写王三官“恐怕掣脱了，将机就机，进到院门坐下”，这里的“心有一动”，表现出王三官不露声色的机敏──把假戏演得恰到好处，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其四，在鸨子呼唤玉姐出来见王三官时，玉姐不语也不答应。作者这时又点染出鸨子的复杂心理：“这一时待要骂，又用着他。”只好“扯一把椅子拿过来，一直坐下，长吁了一声气。”鸨子在这里的隐忍不发，不是她有涵养，而是怕失去财神。与她此前此后开口便骂的行为对比，更见出她被扭曲的贪婪而丑陋的人格心理。



小说对人物动作、外貌、心理的描写，有机地填充在情节的骨架之间，使整部作品浑然厚重，也使作品中的人物血肉丰满，生动可感。



另外，小说中所表现的人情美也值得一提。金哥因为曾受王三官的照顾，念念不忘于怀，帮助三官与玉姐重新接头；玉姐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却能得到街坊邻里的公助，得以摆脱困境。这些情景，与鸨子的贪狠无情、反复无常相对照，同样表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井生活的人情世态──只不过一方面值得称颂，另一方面只有被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