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赏析

午午

《聊斋志异》赏析

一、关于作者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属淄博）人。



蒲松龄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蒲家号称“累代书香”，祖上虽然没有出过显赫人物，在当地却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动乱中衰微下来。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原是读书人，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弃儒经商。



蒲松龄童年时跟着父亲读书，由于勤奋和颖慧而深得父亲钟爱。他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颇受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文名颇高。此后，他与同乡学友砥砺学问更勤，曾与李希梅等人结成“郢中诗社”，常“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李希梅家中读书时，“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蒲松龄《醒轩日课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间，他应做县令的友人邀请，先后到宝应和高邮做过幕宾。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远游。幕宾生活使他对于官场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回家乡后，长期在乡间作塾师。他设馆的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他不但研究经史、哲理和文学，而且对于天文、农桑、医药等等也有很大的兴趣。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自19岁“弁冕童科”之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高龄，才援例成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两年之后，依窗危坐逝世。



在清初，像蒲松龄这样出身的士人，进身之途惟在科举。科场的失败使他悲愤万分：“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蒲松龄未能攀缘科举出仕，一生都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着热中功名的庸俗的一面，但也有“足迹不践公门”的傲视权贵的一面。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与韩刺史樾依书》）。他把满腔愤气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此书创作从他年轻时就开始了，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斋自志》，可知那时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书，“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这部小说集熔铸着蒲松龄一生的心血。蒲松龄的创作，还有通俗俚曲14种，计有《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快曲》《丑俊巴》《禳妒咒》《增补幸云曲》等。这些俚曲用了山东淄川地区的方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们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人间的不平，在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上与《聊斋志异》是相通的。蒲松龄的著作，小说和俚曲之外，还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和关于农业、医药的通俗读物《农桑经》《药祟书》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路大荒）



二、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所收作品将近500篇。故事的来源非常广泛，或者出于作者的亲身见闻，或者是借鉴过去的故事，或者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作者的虚构。虽然有些故事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因为加入了作者丰富的想像和创作理念，所以能够旧瓶装新酒，传达出独特的意蕴。



《聊斋志异》第二单元谈神说鬼寄幽怀《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抒发公愤，刺贪刺虐



这是《聊斋志异》中很有思想价值的部分。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虐、豪强的横行霸道、民生的痛苦无奈，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比如《促织》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席方平》则通过席方平魂赴地下，历尽曲折，为父伸冤的故事，写出了官吏的贪赃枉法和人民的痛苦无奈，虽然写的是幽冥，其实是现实的反映；《公孙夏》写王子的门客、与督抚有故交的公孙夏，劝说一位太学生行冥贿、图阴官的荒诞故事，将现实社会中官场的肮脏交易做了讽刺性的揭露。



2．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



蒲松龄19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应乡试不中，断绝了功名之路。他饱受考试的折磨，一次次名落孙山，沮丧、悲哀、愤懑不仅倾注于诗词里，也假谈鬼说狐发泄出来。如《素秋》《神女》等揭露科场的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讽刺考官的不学无术、颟顸无能，大都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尤其是《司文郎》，文笔幽默，讽刺更为尖刻。故事中，一位盲僧人能够凭嗅觉判别文章优劣，但他评价好的王生却名落孙山，于是他气愤地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这是讽刺考官一窍不通。《贾奉雉》中又有一位异人，深知科举弊病，劝贾奉雉效法拙劣文章应试，说“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他教贾奉雉“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在科场中神差鬼使地写了出来，竟中了经魁。放榜后，贾奉雉再读其文，汗流浃背，感到这是“以金盆玉碗贮狗矢，真无颜出见同人”。这些幻设的讽刺，矛头仅指向科场考官，虽然还不够深刻，但也表达出像作者一样怀才不遇的文士的愤懑心情。



3．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



《聊斋志异》里众多的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故事，也多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生发出的幻影。



一类情节比较单纯者，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等，大体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山寺，或书斋临近郊野，忽有少女来到，或吟唱，或嬉戏，给寂寞的书生带来了欢乐，数度相会，方知非人，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他长期处在孤独落寞境遇中的精神补偿。他长期在缙绅人家坐馆，受雇于人，一年中只在年节假日返家小住几日，他曾在题为《家居》的诗里感慨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独自生活的寂寞，不免假想像自遣自慰，如他在独居毕氏宅第外花园时曾有诗云：“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聊斋诗集·逃暑石隐园》）《绿衣女》《香玉》等篇，不过是将这等自遣寂寞的诗意转化为幻想故事。



还有一些故事，狐鬼花妖的出现不只是让苦读的书生或做了馆师的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敬重、鼓励，事业上也获得上进，为之编织出种种理想的梦。蒲松龄曾写过一出小戏《闹馆》和俗曲《学究自嘲》，反映穷书生做乡村塾师的辛酸，其中自然有他个人的亲身感受。写河间徐生坐鬼馆的《爱奴》却是另一番景象：鬼馆东蒋夫人礼遇厚待徐生，徐生为她“既从儿懒，又责儿工”大发脾气，她赶忙“遣婢谢过”，最后还将徐生喜爱的婢女相赠，“聊慰客馆寂寞”。篇末异史氏曰：“夫人教子，无异人世，而所以待师之厚也，不亦贤乎！”这正是一般做塾师的书生们跂予望之的。狐女凤仙将穷秀才刘赤水带到了家中，狐翁对女婿们“以贫富为爱憎”，凤仙以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为憾，留下一面镜子相激励。刘赤水“朝夕悬之，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篇末异史氏曰：“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生矣！”（《凤仙》）这也只能是像作者一样困于场屋的书生的天真幻想。



（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关注社会风气和家庭伦理的作品



与上述几类故事不同，大约是由于立意在于劝诫，这类篇章多数是直写现实人生，少用幻化之笔，而且是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这样，当他讥刺社会、家庭中的负义、伪孝、弃妇种种失德现象的时候，笔锋是犀利的；而要为社会树立一种道德楷模的时候，如《张诚》《曾有于》，以主人公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调和家庭嫡庶兄弟关系为美德，虽然表现了淳风厚俗的愿望，但却失之迂阔。《珊瑚》《邵女》等篇中精心塑造的现实妇女的典型，珊瑚被休而不再嫁，受凶姑悍娌虐待而无怨；邵文甘心作人妾，受大妇的凌辱至于炮烙，而“以分自守”，更是鼓吹了女性为夫权而牺牲一切的奴性。



还有颇可注意的另一种情况，就是实际的感受突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对人生的某些问题有了独特的思索。《乔女》中的主人公形体丑陋，而心性善良，承受着丑陋带来的不幸。老而且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亟待续弦的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孟生“益贤之，向慕尤殷”，她终未相许。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并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至成人。以丑女作为正面颂扬的主人公已是小说中的超俗之作，写她未许身再嫁，却许之以心，实际上做了孟生的没有名分的“未亡人”，作者和他的小说人物一样，都已走出了旧道德的藩篱。



《田七郎》是写社会交往的：猎户田七郎受了富家公子的救助之恩，后来又为报恩而拼上性命。小说突出展示的是田七郎意识到受人恩就要报人恩，极不愿意受人之恩，以避免承担报恩的义务，但由于家贫而未能幸免。这样，报恩的故事也就含有了深刻的悲剧内蕴，显示出作为社会交往的道德准则：“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表面上是彼此平等的，但由于人有富贵贫贱之别，用以为报的也就不同：“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知恩报恩的道德准则实际上是片面的、不公平的。蒲松龄演绎的这个故事，表现了他对当时崇尚的、文学家反复讴歌的人际道德原则之一的“义”的思考、质疑，也可称之为一种思想觉醒。



（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除此之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其他一些篇章，有的颂扬了女子超人的智慧，如《颜氏》《狐谐》《仙人岛》；有的描写了儿童的胆量和计谋，如《贾儿》《牧竖》等；有的则纯是描述奇闻异事，如《偷桃》《口技》《海市》等；有的则是通过一些奇闻异事，表达一定的哲理和思考，比如《骂鸭》《狼三则》《螳螂捕蛇》等。



三、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想像丰富、构思奇妙、情节曲折、境界瑰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它“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指出了《聊斋志异》独特的艺术风格。



《聊斋志异》的基本样式，就是历史传记和“传奇”的结合。书中有190余篇作品，篇末缀有“异史氏”评语，类似《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从体裁看，《聊斋志异》大部分作品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具备短篇小说的体制。有一部分作品则篇幅短小、记述简略，仍保留着魏晋“残丛小语”的形式，如《蛙曲》《鼠戏》《刘亮采》《狐入瓶》《斫蟒》等。小部分记述作者自身见闻的作品，又像随笔杂录，具有素描的性质。



《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大都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同是狐狸幻化的女性，婴宁天真烂漫，憨态可掬（《婴宁》）；小翠顽皮善谑，喜开玩笑（《小翠》）；青凤温柔拘谨，情意缠绵（《青凤》）。同是鬼女，聂小倩“绰约可爱”，被胁迷人却又心地善良（《聂小倩》）；林四娘“意绪风流”，喜诗善歌而心境凄苦（《林四娘》）；连琐“瘦怯凝寒”，多情善感（《连琐》）；小谢活泼调皮，乐不知愁（《小谢》）；李女羞涩怯弱，感情笃厚（《莲香》）。同是妓女，鸦头激烈拗执（《鸦头》）；瑞云蕴藉斯文（《瑞云》）。又如同是痴情的青年男子，孙子楚为人迂讷（《阿宝》）；乔生心意真诚（《连城》）；耿去病“狂放不羁”（《青凤》）；安幼舆“挥霍好义”（《花姑子》），也都“人各面目”，很少雷同。



《聊斋志异》描写人物的手法多种多样。作者常把人的性格同花妖狐魅等原型的特征完美地结合起来，“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如《红玉》中的狐女红玉，为冯相如谋聘佳偶，哺育子女，重振家业，与常人无异；但她飘忽无定，来去自由，却表现了非人的特征。又如《绿衣人》中由蜂幻化的女子，“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唱起曲来，“声细如蝇”，“宛转滑烈”；遇难被救后，又“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真是“写色写声，写形写神，俱从蜂曲曲绘出……短篇中具赋物之妙”（但明伦评）。其他如葛巾是牡丹花妖，写她“异香竟体”（《葛巾》）；花姑子是香獐精，写她“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花姑子》）；阿英是鹦鹉精，写她“娇婉善言”（《阿英》）；白秋练是鱼精，便写她每食必加少许湖水的习惯（《白秋练》）；阿纤是鼠精，写她善于积粟治家（《阿纤》）；俞士忱是蠹鱼精，写他读书“最慧，目下十行”（《素秋》）；苗生是虎精，写他性情粗豪，长啸一声，“山谷响应”（《苗生》）。这些铺叙和点染，既写出了狐魅花妖原有的物性，又赋予它们以人的面貌和性格。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荒诞不经，《聊斋志异》则能于奇谲之外，示以平常，表现出独到之处。



《聊斋志异》善于通过心理描写和细节点染来刻画人物性格。《青凤》写青凤热烈追求爱情而又羞涩胆怯的心理，惟妙惟肖。她初见耿生时，“辄俯其首”，再见时，“骇而却退，遽阖双扉”；当她与耿生私会被叔父撞见时，则“俯首倚床，拈带不语”；被叔父诃诟时，便“低头急去”，“嘤嘤啜泣”；遇难被耿生救出后，又“依依哀啼，阘耳戢首”；这些描写，细腻真实，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此外，如《辛十四娘》写辛十四娘初见冯生时的羞缩不安、《王桂菴》写芸娘被王桂菴逗引时的矜持端庄、《湘裙》写湘裙追求尚仲时的主动大胆，都很生动。



《聊斋志异》还常常运用环境气氛的渲染，以烘托人物性格，传达人物情绪。如《婴宁》用杂花生树的山村、桃柳夹墙的茅屋、豆棚花架的庭院，来映衬婴宁的纯真爽朗；《连琐》用古墓白杨、凄风荒草的旷野景象，来烘托连琐的幽情苦绪；《王桂菴》用夜色昏蒙、星点满江的江中夜景来渲染王桂菴妻子投江后的悔恨、悲恸和冷清；《公孙九娘》用“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的凄惨境况，来表现公孙九娘的沉冤遗恨；《天宫》用叠阁曲廊、绣帐香衾的居处陈设，来显示女主人那高贵而又空虚、腐朽的灵魂；《晚霞》用龙宫花飞蝶舞、燕语莺歌的旖旎风光，来反衬阿端和晚霞的幽囚生活和痛苦心情等等，都落笔不多，而情景逼真，对刻画人物起了很好的作用。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称《聊斋志异》为“史家列传体”，但它记人叙事“似幻似真”，“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很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有致，引人入胜，而避免攻坚摭实，平铺直叙。这是《聊斋志异》在艺术结构上的很大特色。如《葛巾》写常大用和葛巾相爱，从花园邂逅到书斋欢会，纵横诡变，反复离奇，中间就经过许多曲折。又如《促织》紧紧围绕蟋蟀的得失来安排故事，写主人公成名由悲而喜，喜极生悲，悲辍复喜，故事逶迤推进，读者的心弦也随之忽张忽弛。再如《胭脂》写一桩人命案件从酿因到破获的过程，人物不多，也没有神奇色彩，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高潮迭出，冤外有冤，错中有错，戏剧性很强。此外，如《宦娘》写温生与宦娘、良工的爱情纠葛，时隐时显，一转三回；《西湖主》写陈生因祸得福，与西湖主结为良缘的经过，几起几落，委曲宛转；《张鸿渐》写张鸿渐几番磨难，流离坎坷数十年，波折迭起，变化多端等等，这些故事，情节都很曲折离奇，扣人心弦，能够紧紧吸引住读者。《聊斋志异》虽然情节曲折多变，但它叙次周密、脉络贯通，因此显得结构十分谨严。



《聊斋志异》的想像是很丰富和惊人的。它谈鬼说狐，写仙描神，百幻并作，无奇不有，展示出一个个神奇瑰丽的迷人境界。如《翩翩》里的仙女，同丈夫吃着落叶变成的鸡鱼，穿着芭蕉和白云做的衣裳，诡异离奇，驰想天外；但他们“不羡贵官”“不羡绮纨”，只愿有“佳儿”“佳妇”的生活愿望，则可近可亲。又如《巩仙》中巩道人的“袖里乾坤”，虚无缥缈，怪奇荒幻；但里面“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则又幻迹人区，寄托着作者的悲愤感慨。至于书中红莲能变成美女（《荷花三娘子》）、裙子可当做帆船（《粉蝶》）、襟袖间会飞出“五色花朵”（《晚霞》）、天空能飘落彩船（《彭海秋》）、诵诗可以治病（《白秋练》）等的描写，更俯拾皆是。这些想像，大大增强了故事情节的感染力。



《聊斋志异》的语言很有特色。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的文学语言，同时又大量提炼和融会进了当时的方言俗语，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是抒情写景，还是叙事状物，都绘声绘色，多彩多姿，曲尽形态，词汇异常丰富。有时还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句法富于变化。人物语言雅中有俗，俗中见雅，雅俗结合，更生动活脱，谐谑有趣。如《邵女》中媒婆的声口，《刘姓》中恶霸的流氓腔调，《小翠》中姑娘们斗嘴的神态，《阎王》中村妇的口吻，都写得神采飞扬，声口如闻。尤其是《翩翩》中翩翩和花城娘子的一段对话，把古语典故和俚语方言熔铸一起，运用自如，不着痕迹。此外如《仙人岛》《狐梦》《狐谐》《聂小倩》等篇，人物的对话也颇多传神之笔。不过，有时用典过多，失之古奥，也增加了读者的困难。至于书中短篇，文字虽不似长篇出色，然叙事简净，用笔明雅，清新可读者亦复不少。如《骂鸭》《狼三则》《沂水秀才》《牧》《农妇》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张俊）



关于节选部分



香玉



《聊斋志异》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写人妖之恋、人鬼之亲的作品，作者刻画了许多本是花妖狐鬼的异类幻化成的女性形象，她们容貌艳丽、温柔多情，在她们身上，作者寄托了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在这类小说中，有一个序列很值得注意，即写花精的几篇小说，主要包括写牡丹花的《葛巾》《香玉》，写菊花的《黄英》和写荷花的《荷花三娘子》等四篇。相对于写狐鬼的小说，这些作品少了一些阴森和鬼气，多了一份飘逸与芬芳。《香玉》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



正如教材中分析的那样，这篇文章以“冷”“热”“温”三种色调的转换结构全文，既写了黄生与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又表现了他们与绛雪之间纯洁真挚的友情，爱的浓烈与友的淡泊相互映衬，使它有别于一般描写爱情和友情的作品。



至情应该是作者歌颂的对象，正如作者在结尾发表感慨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黄生和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正是作者理想中的“情之至者”。黄生独居崂山下清宫，寂寞无聊之时，偶遇一神秘女子香玉，“艳丽”无比，黄生“爱慕弥切”，感动了香玉，两人往来盘桓，感情日笃，“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别”。怎奈“天有不测风云”，故事到此，情景急转，香玉原身被人掘走，“日就萎悴”，此时，黄生方悟香玉原来是牡丹花精。但黄生不以花妖见弃，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洟”，“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展现了其一往情深的至情。此情感动了花神，使变为花鬼的香玉回到了黄生身边。二人执著的爱，加上黄生的细心培植和呵护，终于使香玉可以复生。作者对此评论说：“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



香玉复生时的情景，作者作了精心描绘：“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遥遥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抒情的笔调，丰富的想像，娇美的情态，使香玉复生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将二人情深意浓的爱情刻画得摇曳多姿，升华到诗的境界。正如但明伦所评：“种则情种，根则情根，苞则情苞，蕊则情蕊……无限深情，一时全绽”。



其后，黄生与香玉“款洽一如从前”，并定下了生死的盟誓：“我他日寄魂于此，当生卿之左”。十余年后，黄生果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化为无花牡丹，陪伴香玉左右，从此可以和妻、友日日夜夜相守相伴。对于黄生而言，这样的死又有何哀？所以，他欣然面对死亡，把死亡说成自己的“生期”。这段神奇的想像，令人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的故事，诗意而美妙，使整篇小说呈现出诗一样的美丽意境，也使爱情、友情所代表的人间至情成为一种美好的追求。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作者显然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表现这种“生死以之”的坚贞的爱情和友情的力量，他设计了一个凄婉的结局：当小道士将无花牡丹斫去之后，“一去而两殉之”，牡丹花（香玉）和耐冬（绛雪）也因伤心憔悴而死去。这个结局虽然震撼人心，却有画蛇添足的嫌疑，当然作者也可能是希望借此表达完美的爱情在俗世不被珍惜的悲凉和无奈，但对于黄生、香玉和绛雪而言，只要至情在，死何异于生？



黄生与绛雪的友情，也是作者要歌颂的至情之一。作者一上来描写了两株花，耐冬高大，而牡丹“花时璀璨似锦”，就暗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冷静，一个是热烈。香玉与黄生的爱情可谓热烈痴情，而绛雪人如其名，“性殊落落”，始终与黄生若即若离。最初不愿与黄生见面，是因为她认为“年少书生，什九薄幸”。但是在对香玉的共同怀念中，在了解了黄生至情至性之后，她才与黄生交往。后来，绛雪有难，黄生立即赶去救助，他的至诚待友，终于赢得绛雪最后以死相报。他们的友谊虽不是那么炽烈，却也超尘脱俗，自然真诚。



蒲松龄是一个描绘妖鬼狐仙的高手，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笔下的异类幻化的人物往往保持着物性和人性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作者赋予这些“异类”以人的优秀品质，在本文中，香玉的热烈多情、绛雪的善解人意，都是其表现。一方面他善于捕捉对象的形貌特征，在作品中巧妙地赋予这些化身为人的“异类”其固有的外在标志与带有自身特点的语言，如香玉为白牡丹精，即写她身着“素衣”；花枝摇曳多姿，即状其“盈盈而入”；花易凋零，即自言“妾弱质，不堪复戕”；花遭风雨吹打，即自表“妾忍风雨以待君”；花香扑鼻，即写她“香风洋溢”。这样描写使虚幻的事物读来顺乎情理，令人备感亲切，而又增添一些飘逸的美感。



王六郎



中国很多地方，广泛流传着“水鬼与渔夫型”的民间故事，故事情节大同小异：一名溺死之“水鬼”与一名“渔夫”相交往，有一天，水鬼以“时间”到来为由，向渔夫表明其真实身份，并与之郑重道别。因为在某时某地，将会有一名“代死”之人，取代他成为水鬼，他将从此脱离幽沉之水域，以“转世投胎”方式，转入乐道。渔夫虽然高兴友人将要脱离劫难，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意欲一窥究竟。结果水鬼大多宁愿牺牲自己，放过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但在“天道不爽”的殷殷垂鉴之下，终于获得某种补偿与回馈，成为神灵，承担起庇护人世子民的责任。



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显然是以“因果报应”的说法看待这件事，并以此宣扬“为善者，终必有报”的思想，达到“劝人为善”的教化目的。蒲松龄吸取了民间故事的营养，加以丰富的想像和创造，创作了一系列的水鬼故事，像《王六郎》《水莽草》等。本文的主要故事情节基本同于民间故事，但在蒲松龄笔下有一些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水鬼与渔夫故事”的基础上，削弱了果报的因素，将王六郎与许姓渔夫的交往重加笔墨，改写成了一篇人与鬼知己相交的故事。



许姓渔夫在饮酒之前，一定以酒酹地，祝祷河中溺鬼。这一行为最初可能是出于对水鬼的恐惧，但他并不知道这一行为却施恩于嗜酒的水鬼王六郎。正因为这一因缘，也是由于他们对酒的共同嗜好，使他们成为“情逾骨肉”的知己之交。可能有人认为，一方供酒，一方驱鱼，他们是互惠的利益关系，至多也不过是酒肉朋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从后边情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往绝对是君子之交。首先，王六郎宁愿牺牲自己，放过了素昧平生的妇女的行为，许姓渔夫是极为认同的，他感叹道：“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当听说王六郎升为神祗时，称赞道：“君正直为神，甚慰人心。”又表现出真心的喜悦。虽然语句不多，却也表明二人情笃非常。其次，王六郎上任之后，许氏“即欲治装东下”，前往探视故友。这在常人看来，事属虚妄，但许氏坚信不移。果然，到达邬镇之后，备受款待。而王六郎也通过托梦、送别的形式，寄托对朋友的思念和感激之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友情是建立在对对方的认同、信任和关心的基础上的，这是真正的朋友之情，是超越生死、地位和金钱利益的友谊。



从作者最后的评论来看，他如此改编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以坐馆为生，必是遍尝人间的世态炎凉，对于“今日车中贵介，宁复识戴笠人哉”的势利观念也应有很深刻的体会。在《聊斋自序》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孤寂的心境：“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并发出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呐喊，可见他对于真挚的友情，也是十分的渴望，但现实是无奈的，他只能通过自己的笔，通过王六郎这样的正直之鬼和许氏这样的下层劳动者，表达对友情的赞颂和渴望。



（2）民间故事大多叙述比较简略，蒲松龄则增加了很多细节，曲尽情态。像王六郎为许氏驱鱼的情景“果闻唼呷有声”，声音如在耳边；“欻有羊角风起，随行十余里”这一细节，把王六郎对许氏的留恋之情，描摹得神异而感人。当然，最突出的还是王六郎放弃妇人代死这一节：



果有妇人抱婴儿来，及河而堕。儿抛岸上，扬手掷足而啼。妇沉浮者屡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儿径去。当妇溺时，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转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



王六郎在面对“投胎转世”问题时，究竟他应当如何抉择，才能合乎人情事理？这是故事的关键。民间故事的讲述者只注重结果，只要最后水鬼放弃了无辜的（或者说命定的）“代死者”，教化的目的就能达到了。但蒲松龄更关注过程，他通过细节描写，把当时的情景还原出来，让读者身临其境，去体验王六郎痛苦的抉择过程。所以作者描述了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在亭午时分，一名妇人怀抱婴儿前来，行至河畔，旋即失足坠入河中，在该妇人载沉载浮的奋力挣扎中，伴随着河岸幼儿扬手掷足的高声哭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面对此情此景，孰能无动于衷？掌握着主动权的王六郎在选择，熟知内情的许氏也在选择。作者描述的妇女“沉浮者屡矣”的奋力求生状，实际上也是王六郎内心波涛汹涌的心理挣扎的写照。是“利人之死/求己之生”，还是“致人之危/求己之安”？让妇人代替自己去死，虽说是“命中注定”的，但可能会“残二命”，自己会带着罪责投胎转世；牺牲自己，放掉无辜的妇女，自己将面对“更代不知何期”的痛苦煎熬。当该名妇女“忽淋淋攀岸以出”之际，水面归于平静，我们知道王六郎已经作出了自己合乎道德的选择。



除了王六郎之外，另一个主人公“许姓渔夫”也在做着抉择，虽然内心的风暴要小得多。他知道事情的真相，良心驱使他必须在“拯救陌生女子”与“协助相善友人”之中，选择其一。许氏最初“思欲奔救”，后来却“止而不救”，其间最大关键，在于对受困者之“识与不识”。相信没有人会去指责许姓渔夫的行为不当，因其所作所为，正是一般“人之常情”。



“思考”导引



一《香玉》既写了黄生与香玉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又表现了他们与绛雪之间纯真深挚的友情，歌颂了人与人之间的至情。《王六郎》通过水鬼王六郎和渔夫许氏真挚的交往，歌颂了真正的友谊。在《聊斋自序》中，蒲松龄这样描述自己孤寂的心境：“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并发出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的呐喊，可见他心中充满“孤愤”，但现实中无人诉说，他只好诉诸笔端，通过真挚的人妖之恋以及人鬼之交，表达对真挚爱情、友情的渴望。这也正是王士祯的“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所表之意。



二黄生独居崂山下清宫，寂寞无聊之时，偶遇一神秘女子香玉，“艳丽”非常，黄生“爱慕弥切”，感动了香玉，两人相爱日笃。不久香玉原身被人掘走，“日就萎悴”，此时，黄生方悟香玉原来是牡丹花精。他“日日临穴涕洟”，“冷雨幽窗，苦怀香玉，辗转床头，泪凝枕席”。黄生幸得绛雪相伴为友，于冷寂之中，尚得“温”情。此情感动了花神，使变为花鬼的香玉回到了黄生身边。其后，黄生与香玉定下了生死不渝的盟誓：“我他日寄魂于此，当生卿之左”。十余年后，黄生死去化为无花牡丹，从此可以和妻、友日日夜夜相守相伴。后来小道士将无花牡丹斫去了，牡丹花（香玉）和耐冬（绛雪）也因伤心憔悴而死去。



情节安排的主要特点：作者以“冷”“热”“温”三种色彩结构小说。



三《聊斋志异》中与“花”有关的故事除课文外，主要还有《葛巾》《黄英》和《荷花三娘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