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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头角遭褒贬我的写作生涯24节连载之三 高致贤 按：从1958年开始写作迄今（2014年）已56年了，我也有7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和杂文集《心口常开》以及回忆录《苦乐人生》等文学专集，也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大奖。 （待续） 第三节 初露头角遭褒贬 1964年秋进修毕业，我回到瓢井中心小学工作，又重新开始写作投稿。当时上级号召农村大办耕读小学，即由公社主办，教师不脱产，实行半耕半教，评工分加上公益金补贴；学生半耕半读，不交学费，课本由政府无偿发放。 新学期开始，我便参加学区耕读小学试点工作组，到居乐公社的干河沟白泥大队搞试点，我负责文字工作，试点过程中，我选择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作法写成新闻稿，投给县里当时唯一的新闻单位：大方人民广播站。稿件播出后，校长脸上有了光，便向区委汇报，区委领导人也很高兴。 试点工作的文字总结，我除按规定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外，又将它改写成新闻稿投给县广播站，也被采用了，校长卢永书更加高兴。那时的稿费是3角至5角钱一篇，以后我就不时收到5角钱的稿费，便买了较好的硬壳日记本。因此，我对上坝公社等全区创办耕读小学的情况写些新闻报道，引起县里的重视。 县文教局的李遇春副局长，带着县教研室的罗忠玉等教研员组成的工作组到瓢井区调查总结上坝公社创办耕读小学的经验，卢校长接待他们时就吹捧了我一通，李局长便把我列入他们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并先确定由我来写这次的调查报告。李局长是个文化人，也是写作高手，我有意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乘机检验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更想在写作中得到他的指点。 调查中他要求我详细记录（这正是我的强项，电话会我几乎能记下原话），调查结束，他谈一些看法就回县了，且反复交待：稿子在8000字以内，必须在两天内完成，只要原草稿，不要修改稿，并派专人直接送交他。 调查报告经他修改后全文在《大方县教育工作通讯》上发表了。不久，县人事局下文件调我到县教研室工作，并从教研室调胡发银同志到瓢井小学工作。胡老师到瓢井小学了，区委书记张世益找我谈话：县里下文件调你到文教局工作，我们不同意调你去，犯错误、受检查我去承担，没有你的事；区委决定你到八堡公社去办区农业中学，你去成头，我们派个民校教师当你的助手，请你给我们把农中办好。办农中是县委的指示……1965年暑假期中，我便到八堡复兴大队创办瓢井区农业中学去了，在办农中的过程中，我也随时向县广播站投稿，多数稿件被采用。 当年，县里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是瓢井区的代表之一，在大会上首次听到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县广播站长郭桂发的大会发言，了解一些写稿投稿的要求。他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写稿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内容太杂等。会后我便向他请教，受到启迪，他成了我第一位零距离接触的新闻编辑人员。从他那里得知我已成为他们信得过的通讯员了，我的稿子不需要再向被采写单位核实就可以编播了。还从他那里知道：可以向省里的新闻单位投稿。 1966年5月，县委组织部下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事，瓢井区委还不想让我走，主持区委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遭到县委组织部干事胡华勋的严厉批评后，亲自把我送到县委组织部报到。从此，组织全县通讯员写稿和自己采写新闻就成了我的份内工作！ 当时寄稿件不贴邮票，只要将信封右上角剪去，或写上“稿件”二字就可以寄出了。此外，我还享有用公款发电报新闻急稿的权利，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上任一年多，我写《大方传达毛主席在湖南省革委成立社论上的最新指示》的新闻于1968年4月11日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4月18日《贵州日报》又登载我写的《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的消息。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地方学大寨挖窑洞，这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便写了一篇《学大寨要紧紧抓住实质》的稿子，被1968年5月22日“贵州日报”的《内参》登载。此时正值所谓的“二月逆流”时期，报纸上还登有一些批判极左的文章，我和郭站长组织编播了一次批左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压群众十分高兴，造反派十分反感。次日，造反进县革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吴维章问我昨晚上播出谁写的稿子？我说都是报上登的。他只好说我和郭桂发把时间拖长了。因为当时是利用电话线广播，广播时全县不能通电话，特殊情况要由广播站通知停播才能通话，但统一延长广播时间，邮局也不敢断电话线。 不久，省里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贵州日报寄给我的内参样报被吴私自拆开来看后，便借口说我攻击造反派，就把这作为“右倾翻案风”的证据，写大幅标语、印发大字公告：“不准臭老保利用通讯员身份攻击造反派！” 以此将我“粉碎”出宣传组，就不准我再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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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7 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