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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捐赠收集的书信和纸质手稿？ 高致贤 8月19日，我向贵州大方县图书馆捐赠了我50多年保存的纸质手稿，于是，引起了不同反响，我为什么要捐赠纸质手稿？并非我一时冲动。对此，我已经考虑很久了。 我退休旅居深圳后，就于2002年7月7日向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写信表达了我的这种想法。信是这样写的：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编辑同志： 我叫高致贤，今年66岁，系贵州省大方县文联副主席退休；1958年参加工作到1998年退休，其间在县委、县政府机关连续工作33年，曾先后任过中、小学教师，通讯、宣传、青年、文化专干，党、政专职秘书，专职记者和业余作家。系贵州省作协、记协、写作学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杂文学会理事；毕节地区作协常务理事，大方县文联驻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作协主席、新闻通讯协会副主席，县政协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我从1966年初调县委宣部任专职新闻干部到退休的33年中，除5年的专职记者工作外，其余时间的业余写作也从未间断过，退休后仍在继续写作。我有个保存采访本及工作记录本的积习。 从1960年代初我就开始保存写作草稿，且将白纸装订成册后在本子上起草、修改定稿后才誊正投出。 工作中的调查、研究，会议报告、讨论，我都习惯于记录； 从1959年开始写日记，尤其是从1963年3月5日“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我天天日记不断。 这使我有意无意间积累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记录材料。迄今，我已存下40多个新闻采访本和工作记录本；78个日记本；30多个8开并厚寸许的写作草稿本。其中，虽然己有300多万字公开发表过，但发表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未发表过的原始记录，其中又是未发表过的新闻稿占大多数。未发表过的手稿，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采访笔记皆为当时的情景实录，而今已成为唯有的原始记录，且多数是唯一的史料。几十个公事本、记录本中，除一本文革初期县文革办公室的专用绝密记录本被迫交给造反派外，其余均由我保存完好。我在县文革办任秘书期间，还有宝贵的史料日记。 我有1.69米高、168斤体重，但我库存的资料叠起来比我高得多，过称也有我的体重。原拟自己保存，以待研究。现在情况有变，我退休后于去（2001）年客居深圳，子女虽有学士、硕士文凭，但他们的志趣已不在史料研究上了。这些对研究大方县情很有价值的原始记录，对私家并无多大用处，但对研究县情和编写地方志书却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一旦我死后，这些资料就可能变为废纸，真焦急啊！究竟如何处理这些资料？我尚无妥善办法。特来信求援。望能指点迷津。 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将它介绍给有关单位？只要用得上，只要能保存，我愿无偿奉献！ 致礼！ 高致贤 2002年7月7日于深圳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复信 “高致贤同志：您好！ 来信收悉。衷心感谢您对《夕阳红》栏目的信任。很抱歉，我们无法给您提供更多的帮助。您用毕生精力创作的文稿、书写的日记反映了地方发展的历史，对后人研究地方史、撰写地方志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您将这些资料转交县图书馆或文史馆收藏，它一定会发挥很好的作用。以上是我们的一点看法，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请谅解。 此致敬礼！ 《夕阳红》栏目办公室” 2002.7.20. 上面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今天我县图书馆收藏我的纸质手稿，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纵观汉语书写材料的发展：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开始，到春秋时期的帛书，再到战国至魏晋时代的竹简，继而到东汉蔡伦造纸以来的纸质手稿。而今电子书稿的崛起与流行，还写纸稿的人已经寥若晨星了。纸质手稿与电子手稿比较，前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修改文章的笔迹，有助于读者分析作者的思路，后者改过之后，未改之前的文字就看不到了，读者无法了解作者是怎样修改的，更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修改了。 我有幸处于纸质手稿向电子手稿快速过度的年代，而且又有意无意地留下那么一些纸质手稿，将它捐赠给我们大方县的图书馆，可以作为书写材料从纸质过度到电子的时代证明，哪怕只是敝帚自珍，也深感荣幸！ 我在深圳还有一些纸质手稿，那上面正好记下我从纸质手稿过度到电子手稿的具体时间。我也决定将它捐赠给我们大方县图书馆，希望得到很好的保存！ 我捐赠的创作手稿是珍贵的，可是，还有比创作手稿更为珍贵的是我的采访本。两相比较，创作手稿是经过选择提炼后才着笔的，采访本却是原始记录。 我捐赠纸质手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要留下遗憾！作为文化古城的大方，历史上不乏优秀文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远的不说，就以今天在座的杜雯馆长为例，她的祖父杜伯华和父亲杜昌诗都是我县著名画家，可是，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作品，给我县文坛留下深深的遗憾！假如当时有个收藏单位，抑或收藏家的话，那就不会有今天的遗憾了！ 除此之外，我还有50多年的日记和五六斤重的书信原稿，但因其中还有某些隐私，捐赠有待时日。图书馆管理得好，到一定的时候，我还会捐赠，以期达到资源共享。 2014年8月22日于深圳 2020.8.8于大方重发补记；我收集的全部家书和社会书信以及2000年以前的日记已经于2019年前，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以后的日记还将继续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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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8 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