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页脱谁之错？

贵州老高

版权页脱谁之错？

高致贤

我的杂文集《心口常开》由成都现当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4203号。书号不假，国家图书馆已收藏。可是，我将此书赠与深圳市新乐社区党委书记朱思阳后，一位文友翻开没有看到版权页，我拿过书来翻给他看，原来那版权页脱开了，幸好没有掉。为何出现此现象？那版权页是后来粘贴上去的。

版权页为什么要另外粘贴？原因是版权页上的作者名字错为“高智贤”了，而这个版权页他们在1-4校稿都没有发给我校对，直到我收到样书发现时，他们的书已经装钉好了，再报出版社更正我的名字后，才将更正后的版权页重新印来粘贴上去；当时看不出来，4年后，胶水老化了就暴露出装钉质量问题！此书是我的个人专集，前言、后记和签合同的名字都是高致贤，为何版权页上错为“高智贤”？好在我于2013年7月9日就写了《一字千金不夸张》一文（附后）记下此问题。

这个版权页脱落到底是谁的责任？写此文无意问责，旨在变教训为经验，以期引起出版社、作者和出版公司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2018.3.12.于深圳

附：《一字千金不夸张》

高致贤

一字千金不夸张，是从校对书稿中的新体会：我的杂文集《心口常开》正式出版了。我收到样书一看，版权页上的作者错为“高智贤”。严格说来，这只是将我名字中的“致”错为“智”,不过是一个音同字不同的别字。如果不是错在作者名字上，一个错别字影响不大，如我同时出版的另外一部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的目录第一条中的苍鹭错为“巷鹭”，正文标题没有错，不伤大雅，那就属于允许范围内的错误。然而，错在版权页的作者名字上，那就成了另外一个人，问题就会严重得多。倘若错在正文中，只要标题不错，问题也不很严重。可是它错在版权页的作者名字上，那书就成了另一个作者的了，这就涉及到版权问题，问题就更为严重。所以，我通知他们重印版权页重新装订，这就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了。因这个“智”字他们付出多少金？我不知道，但这是一笔可以避免而又非付出不可的资金，属于一时的工作马虎所致，实在付得冤枉！如果校对时认真一点，那就不会造成这种额外付出了。不过，这也还不算很严重的。如果错在一个死刑犯身上，那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言而喻了！

写错姓名的事屡见不鲜。例如将萧克写成肖克、傅程写为付成等等不一而足。别的不说，就以我的名字而论，曾经被错写为高志贤、高智贤、高自娴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多是执笔人按想象、凭经验而写的。尤其是那些户籍干警，或因文字水平低，乱写简化字；或因责任心不强，不问人家名字的来历，也不问人家姓名中的哪个字怎么写？仅凭自己的想象落笔，加之对于方言土语听不清，常常造成错误。一般人写错了问题不算很大，户籍干警写错了就等于给人家改名换姓。我的高致贤的“致”是按照我们家谱中规定的字辈取的。我的档案里从来没有写错过，可因我的户籍迁移由组织办理，不知何时何人给我改为“高志贤”了，身份证上就成为高志贤。因为我在县委、县政府机关工作几十年，人们熟悉了，到机关单位办什么事都不需要出示身份证，我也不在乎那个别“志”，也就没有去改正它。

我退休旅居深圳后，我发表作品照常写的高致贤，媒体寄稿费写的收款人当然也是高致贤，这都没有错。可是我凭高志贤的身份证取稿费，邮局拒绝取款，不少稿费被退回或过期，这一字之错，使我所失超千金，感到问题之严重，才回到大方去申请改正我的身份证，其中艰辛不言而喻，仅仅往返办证的开支就不止千金了。

我的身份证上的字改正了，可是，人们凭想象写错我名字的事并没有因此而杜绝。最为可笑的是：我作为《杜鹃王国》册子的文字编辑，竟然在版权页的“文字编辑”后写上：“高志贤”。一般来说，文化人自己不会写错自己的名字，这让读者对我的名字“高志贤”坚信不疑。谁知那一页的文字正是一个主管部门的有权人士书写的。

权力常常掩盖错误，而且这种错误多是出在他们最后把关之时，下属不敢纠正，即使有敢于给他们纠错的人，也没有时间去审阅他们的文字，因此，也最容易成为错误定论。据做书人说，出书的版权页是出版社下达的，错误还得请示出版社自己更正，一般工作人员还无权纠正。可见，文字出于官人之手，它就成了权力的代表。所以，物价实行“双轨制”时期，有“关”人员一张批条就牟取暴利若干若干，引起全国反官倒。至于贪污腐败分子索贿时的一字值多少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东西一旦与行政职务挂钩，纠正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文字错在权贵之手，权势强奸下的御用文人也会给他们制造出一块“通假字”的遮羞布。

2013.7.9.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