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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学生之五：相见不易别更难 高致贤 1966年5月，我接到调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为我送行影响生产劳动，故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我想趁生产队的社员们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像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着我，每天都要到我们住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 临行前，李奶奶煮几个新洋芋为我饯行，我流着热泪告诉她我离校的时间，另外就告诉公社的周英发书记。那天，周书记一大早就特地赶来为我送行，他也以为这就不会影响社员们出工了。 山寨的清晨静悄悄，我们快步走出村寨，才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着前行。谁料我们刚翻过村子东北面的小山垭口，即将走上公路之时，忽听小路旁边的白桦林中一声“款呆木噢——！”（苗语：老师走了之意泽），便奔出男女老少百余人，把我一下“截”住。李德文等几个苗家小伙子一下把我抬了起来，又是“哦嗬”又是笑。原来他们窥探到我次日起程的秘密，知道我又不让他们送行，才由大队支书李德全和生产队长李德中带人先到我必经之独路口上打下“埋伏”，一定要送我起程。 边谈边走，边走边谈，对于年轻的，我顾不了许多，可对年长我者，我都一一道别。一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出二里路，我劝他们不要再送了，也是白搭。请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出面劝他们回去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便来了个“绝招”：坐在路边不走了！他们又唯恐耽误我到县委报到的时间，反而催我快走。我说“你们这样团团的围着我走，我走得快吗？”佯装我不走了，也不回去，就“静坐”不动了！僵持一阵子后，通过“谈判”，双方协议：大家送我到一碗水垭口上，再由李德文等10位苗族兄弟和朱达发等10个学生送我到12里以外的瓢井区委报到。 协议生效后，我才发现他们为何一定要送我到一碗水垭口？那里地势高，前面是一个开阔坝子，我走出二里多路，回头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热泪又不知是当天的第几次涌出来了。为不影响他们回去上工，我心肠一硬，就头也不回地前快步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城贴出揪斗我的大幅标语，消息传到八堡苗乡，复兴大队便派出新任党支书的李德中和田坪生产队的吴世全队长，长途跋涉百余里，专程到大方县城来看我。他们对我家人说：“谁敢欺负我们的高老师，我们就要带着苗家打猎队伍进城来保护他。”因为之前我县曾有几百人扛着猎枪，抬着一位苗族区委副书记向造反派示威游行的先例，我怕他们把问题闹大，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接我回去教书，农中有瓦房给我住，工资不少一分，还划一份自留地给我家。我讲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劝回去。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苗族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我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细心呵护我的安排，使我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忘怀！ 我41年工龄退休，认真回想起我的工作历程来：最艰苦的生活是创办农中那九个月，最能自主工作的也是那九个月，创造了一点实绩的还是那九个月，最有意义的终于是那九个月！ 那九个月比我在文联工作8年的意义高百倍。 我先后当了不到5年的正式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给我留下许多深刻印象，觉得当教师比当公务员最能干实事。 2025.8.6。集录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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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10-4 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