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五章 之 6

贵州老高

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五章 之 6

1969.3.30. 星期天 晴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对我（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作了五点指示，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

现有资料记载：

1969年2月24日，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

中央〔1969〕71号文件下达后，解放和使用了一批干部……

1969.4.2. 星期三 晴

热烈庆祝党的“九大”（昨天）在北京胜利开幕的群众游行，今天进行得更大了。满街是红绿标语，到处锣鼓喧天，随时有鞭炮炸响，男女老少喜洋洋……党的“九大”胜利召开，这是全国革命人民的向往。

1969.4.25. 星期五 阴

热烈欢庆中共“九大”胜利闭幕的典礼开始了。早己拥满会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礼炮声久久不息，伴之以宣传队的舞蹈和全体人员的歌唱。毛主席的大型塑像和巨幅画像伟立于会场前方。给人们以无穷的力量。参加会议人员之多，据这里的老户讲，是从来没有过的。

游行开始了，宣传车徐徐地行驶在三个小学宣传队的后面，各单位的人们，都准备了“忠”字舞，一路载歌载舞，鼓乐喧天。这是我首次看到的实际盛况。

追记：被动乱得十分厌恶的人们，早想过点安定生活了。大家认为全国各级夺权了，刘少奇被开除了，干部下放了，红卫兵下乡了，“九大”应宣布文革结束了，真心庆祝“九大”召开，结果却很令人们失望！

1969.6.17. 星期二 晴

正当我们准备到省革委反映问题的时候，不幸的消息传来了。黄克秀等两位一道来的同志被对立派的一小撮暴徒抓走了。这更激起我的愤怒。

本来我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我是拒绝参与两派斗争的，现在仍如此。不过，对于不合理的问题，我有说明的责任。当中，我并不袒护哪一方，但我坚持真理。这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为什么要抓人？难道这能证明他们强大吗？否，恰恰证明他们虚弱。

1969.6.18. 星期三 晴

当我们八人在那数十万人的贵阳市遭到危困的时候，得到贵阳地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解放军战士的大力支持，使我们胜利的决心更大了。我们的生活、行动受到很大限制的时候，贵钢工人老大哥给我们安排了住处，使我们人生安全有了保障。至此，我们安心地进行上访工作。

我们继续到省革委反映情况，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当然，这次完成任务是受到极大阻力的。但是，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终于把任务完成了！

1969.6.19. 星期四 阴 （端午节）

在贵钢吃过（糯米饭代粽子的）早餐，我们准备出发了。

一辆救护车飞快行驶上清毕路，我们脱险的几个同志，在贵钢工人老大哥支持下，坐于救护车中，安全离开贵阳城，我们算脱险了。

车速越来越快，超过当天同时从贵阳开出的所有车辆。这是为了让我们安全回方的实际行动。

当我们回到大方后，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关怀。一种友谊的无限温暖，在我全身的热血中沸腾。我激动，我兴奋，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革命战友们对我们的关怀。

追记：红老造的唐呈益、黄克秀等一行七人到省革委反映情况。我与他们同行。我主要是反映县委机关造反进县革委常委的王永文、黄恩潜在“三反一粉碎”中将我们原县委机关的一大批人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的事。当时贵阳的局面是以喷水池为界，北边411，南面818。去到贵阳，黄克秀等两人外出办事去到411占领的地界便被抓去了。得知消息后，唐呈益打电话回大方，同时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立急向贵阳的捍红派八一八求援。有个大方好像叫赵（？）大发的人是贵钢818兵团司令，也是贵阳捍红派领导人之一。形势十分紧张，他便亲自送我们回大方；唯恐途中遭到袭击，车窗紧闭，把我也弄晕车了。车过清镇县城之后，有人在路边招呼：“有病人”。他听成“有地雷”，司机一个急刹车，险些翻车。

到大方，黄家坝彝族已在县城写出强烈要求对方送回黄克秀的大标语，县里有关领导已于会议室等候赵司令光临，也听我们汇报上访情况。赵司令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大方红老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