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那年，我领到了中师毕业证 ——荣获《天下中师生征.

贵州老高

50岁那年，我领到了中师毕业证
——荣获《天下中师生征文》特别奖作品之一
高致贤
作者高致贤，汉族，1937生，贵州大方县人，作家、记者，曾任教师，宣传、青年、文化、文物专干，党政秘书，县文联副主席、政协常委；贵州省作协、记协、写作学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员；贵州省杂文学会理事、毕节市作协常务理事。有8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乡音悠悠》《心口常开》《苦乐人生》《乌蒙山情歌》《创世界的农民刘义章》《新乐故事》等专集与《暖流》《奢香故里》等多部合集。作品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黔西北文学史》和《当代诗词三百首》等文学史以及大、中、小学教材；创作手稿选入中外名家《文献资料大全》；个人小传入编《世界文化名人录》、国际网络作家名录等辞典。
正  文
我1937年2月出生，已经86岁。一辈子，我只有一张毕业证书。而且是50岁那年才领到的。我称之为“天命毕业证书”。为什么？此事还得从我的入学生涯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进过两个私塾学堂，只读一学期多一点时间的书：7岁那年正月十五开学，到老师（那时候称先生）家堂屋面前去拜孔圣人，七八个学生就以他家堂屋为教室，各人带去不同的课本。老师一个一个地上新课，然后，各自读自己的书。第二天，一个一个到老师面前去背，背得了，老师就教新课。还没有读到两个月，老师家房子失火烧光了，我们也失学了！
第二年，去读另外一个私塾，老师家三间草房：一间做碾房，一间老师吃住兼办公于其间。就以中间的堂屋作教室，七八个学生，也是各读不同的书。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就失学回家干农活，边干农活边自学。
1956年4月，得知毕节师范学校要招生，我及时抱佛脚，到显母民校的六年级旁听两个月，恶补算术，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初师部。我才开始接受了正规的学历教育。
那时候没有发录取通知书，只是发一张录取公告贴到乡政府大门外，看到有我的名字，也不要办户籍迁移，就拿起乡政府的介绍信到学校报到。来到学校门前，只见校门左侧挂着“贵州省毕节师范学校”大牌子。注册不交任何费用，生活费，书本费全由国家提供。当时由于教师紧缺，校内就开设了师训班、速师班、短师班，初师班和中师班。中师、初师的课程基本上是普通初中、高中的课本，加上生理卫生和教育学。中师还加一门算术理论课。我们读初师阶段的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门。汉语学习的是拼音和语法；文学注重分析文章，研究写作。古文占大部分。书法只画艺术字，不用毛笔。学校非常重视教汉语拼音的教学。我们感到拼音非常新奇，大家竞相请汉语老师在自己的课本封面上用拼音写上自己的名字。当时的学习成绩考核用“5分制”。
初师、中师学制都是三年，但因教师奇缺，初师和中师的学生就提前一年（1958年）分配工作。领导口头宣布为提前毕业，但没有发毕业证书，我们就离开学校了。我被分到大方县的瓢井区中心小学任教，之后也没有补发毕业证书！
三年困难时期，毕节师范学校停止招生，在校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61年国家通过整风整社，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毕节师范学校当年没有招收中师普通班学生的计划，于是就开办中师进修班，由毕节地区各县保送在职教师带薪离职进修三年。这是毕节师范学校招收的第一个中师进修班。开了毕节师范学校办中师进修班的先河。我有幸参加了中师进修班学习。进修一年级之后，因学习成绩参差不齐，两班调整为一班，只留下40名学生，其余的回原单位工作。我有幸被留下，这才有了我此生的唯一的中师学历。
我们的老师都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尤其是教中师班的教师，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是比较高的。有的教师是从部队转业的，有正团级军衔，校医还是大校军衔。学生来源方面，基础扎实的人很多。此后多年，毕节地区教育系统的领导人多是中师毕业生。然而遗憾的是，1964年秋，我们进修三年毕业，学校也没有给我们发毕业证书。
1965年。我中师毕业一年后，由瓢井区委安排我去创办农业中学，实行半耕半读，区委统一招生，我负全责。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只派一个大学肄业的民校教师跟我去上语文课。由于没有经费，我们只好垦荒种粮，搞摘毛栗、割茅草卖，以供学生灯油煤火费用。经过一年努力，学生的粮食自给自足。在我41年的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白手起家创办农业中学的那段时间！后来，我从农中调县委机关工作，直到退休。
由于没有毕业证书。我们这一届中师进修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每遇到调资、晋级等情况需要学历证明时，我们只好跑到几十公里外的母校去开具一张手写证明。而这种证明往往是一次性的。开一次只能管一次。因为要被要被相关单位留下作证据。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又得跑去另办一张。一来二去，负责开证明的老师不胜其烦。而我们辛苦辗转，耽误工作不说，还得低声下气地给打证明的老师陪不是，怪自己打扰了人家的工作。运气不好的时候，恰巧老师不在，还得蹲在办公室门前等上几个小时，有时等到下午仍不见不见人影，只好在附近找个熟人家借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等。那时，每次迈进学校的大门，心里总发悚得紧，就像一个厚脸皮的叫花子，老是跑到同一大富人家去讨饭，唯恐遭人嫌弃。有时还会产生一种羞辱感，仿佛做了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有一次我出公差在外，单位搞什么需要我的学籍证明，我老伴没法去毕节师范学校打证明，就把我集存的初师、中师的成绩单给领导看。领导认可之后不再去学校打证明了！可是，1987年我申报记者职称，还得去开证明。此时毕节师范学校已升格为毕节师专。国家又新办了另一所师范学校，仍然叫作“毕节师范学校”。当时心里纠结得紧，就像一个孩子突然冒出了两个妈：一个“亲妈”，叫毕节师专；一个“后妈”，叫毕节师范，到底去找哪个妈？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找“亲妈”。我来到毕节师专，找到负责此项工作的翟培俊老师，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领毕业证书？我说没有接到通知。他翻开一本毕业证书给我看，已有几个同学领了。他说，学校后来落实政策决定给我们进修班毕业的学生发毕业证书，但也无法通知我们这些学生了，于是他给我填了一张毕业证书，说是学校的老公章已经封存，要到现在的毕节师范学校去盖钢印。
我拿着“亲妈”开具的证书，要去找“后妈”盖钢印。那种别扭，真是一言难尽！幸亏那管钢印的主任，是我的学生的学生，倒也认得我。他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现在才领毕业证书？”我告诉他情况之后，他一看我拿去卡钢印的毕业证书，上面写着：“高致贤，现年50岁……”他更惊奇！我指他看后面的落款处有“补发”二字，他才明白过来，再次惊奇地“喔”了一声。
我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取得的唯一毕业证书，很珍贵啊！所以我就称之为‘天命毕业证’了”。此后，我的“天命毕业证”就在我的同学和亲友中传开了！我说它“天命”，除了50岁才得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在我领到这份毕业证书的当年，我破格晋升记者，又被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接收为会员。我成了我们毕节地区第一个获得记者职称和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贵州分会员的中师毕业生。
我们1961年进修的40个同窗当中，除了已经去世的16人，另有5人未能确定生死，能联系上的有19人，2021年7月。我们9个同学相约到原毕节师范学校旧址——大方县羊场坝相聚，并在当年的教室外合影留念。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我感慨万千：
60年前相逢，我们风华正茂；60年后相聚，我们年至耄耋。几十年风雨兼程，我们爱过，我们恨过，我们得过，我们失过，我们拼搏过，我们享受过。值得骄傲的是：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赶上了建党百年的盛典，见证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
2022.12.14于深圳
注：本文入选《天下中师生》第一辑（上册）2025年2月第一版《天下中师生》一书。获《天下中师生》首届征文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