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七章之 1 1973年8月25日,周六 晴 我和赵洪恩书记计划下乡。今天从县城出发,此行计划是先沿我县东边和北边各区最边远的公社巡回调查研究。 昨天傍晚,妻子从乡下赶来探我,本可在家陪妻两天,但不能因此推迟我们的计划,妻子也支持我今天起程,故一早她就回瓢井小学上班去了! 我们决定此行徒步调查不乘车,出东门必经六龙区。六龙离县城12.5公里,是个“内陆”区,周边没有一处与外县接界,但它是到东线各区必经之地。 我们出城不远,刚走到雷打坡垭口下,便有一辆同向行驶的货车嘎然停在我们前方十余米处。百纳区供销社的押运员章昌会打开驾室门下来请俩上车,他是赵洪恩的同学。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坚持步行到五凤公社。 进入五凤公社境内,我便联想到胡华勋、廖朝栋两位老干事转达张清濂主任的指示:“县工作队员下乡,在两派斗争严重的公社讲话,要走得拢,站得开,不要支持哪一派。不要陷进(派斗)去!”县长张清濂被夺权后就先被解放出来任县革委主任,他并未陷入派性斗争污泥浊水的漩涡中。他的上述指示曾被造反派批为右倾、和稀泥。县里两派斗争最严重的时候,他便个人到最偏僻边远的油杉河一带去避风,此次我们也计划走他走过的路线。这才想到他那是经验之谈。 先到五凤公社,团干不在机关,我们便与在机关的公社干部交谈,并参观了他们的学习园地。五凤是县革委宣传组搞“农民人人写诗歌”的试点。写诗也是青年人的任务,属于我们此行的调查范围。县革委宣传组曾把办公室搬到五凤公社去上班。但县机关对此试点的反映各异,我们不敢随便表态。晚上我们便赶到位于六龙公社凰山脚下的六龙化肥厂住宿,那里有不少县机关去的熟人,我们顺便了解了厂团委的工作情况。 1973年8月26日,周日,阴转雨。 去到六龙区委会。六龙号称小金州,是全县文化最发达的区,文化名人不少,这里曾有人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出过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1969年3月25日到29日大方县最严重的武斗就在六龙和五凤交界处进行。“通派”以六龙为据点,“不通派”从县城调武装民兵向六龙进攻。当场打死5人(通派1个,不通派4个)。一次聊起六龙武斗时,魏开君谈了个细节:不通派用大卡车送全副武装的民兵开赴六龙,通派的吴维茂抱着一个炸药包冲向小桥,拟藏在桥下与进攻者同归于尽。前进中他高呼革命口号。并说:“战友们,请告诉我的亲人,我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的!”,后被同学劝止。六龙受派性的影响更大。我们不愿在六龙久留。 在六龙街背后找到五凤公社秘书陈锦明,他是我的表兄,可以说真心话。从他口中了解到该公社的人人写诗并不受老农欢迎。勤勤恳恳劳动的老农说:我们老实人干农活,他们青年人去唱歌,写诗又写不出粮食来,唱歌唱得饱?! 此时,五凤公社青年专干小张也来了,正好补了昨天所缺之课。 1973年8月27日,周一,晴。 今天,先与六龙公社的青年干部王中华交谈。他说:该公社处于六龙镇上,区机关多,社会情况复杂,青年思想很难统一。我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具体意见,只好说些“走得拢,站得开”的意见。当夜住在我表哥家,一夜拉家常。 次日午饭后,我们匆匆离开那个是非之地,经凤山公社到渣坪公社。 1973年8月28日,周二,晴。 下午,我们赶到渣坪公社。渣坪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公社。那里的马干山麓有个毕节地区牧垦场,是用于“改造右派”的地方,文革初期一些场员起来造反,后又“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把那些“右派分子”镇压下去! 到公社作了一番交谈之后,公社领导便邀我们和他一起去听该公社店子大队党、团支部上的党课。党课内容是全县统一的,那些内容我们已经听过许多遍了,但还得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跟着听。 党课结束后,我们专门听了团支部的工作汇报,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开展共青团工作。 1973年8月29日,周三,晴。 当天,中共第十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此消息,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大会新闻公报。报纸从省城送到区、乡要三天以上。当时大方县尚无电视机,直到1977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我才带县三干会的公社书记们到海拔2000米的火焰山头去看到电视。那是县里买来测试建立电视差转台的业务专用机。所以收音机,有线广播成了区乡收听中央新闻的主我媒体。而那时县里的有线广播通到多数农户。 公社机关职工集中在一起收听中共十大新闻公报,我们就在渣坪公社和大家一起收听,一遍两遍……次日(30日)就在渣坪参与公社干部一起学习讨论“十大”公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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