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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文革日记录发第五章 之7 1969.8.16. 星期六 阴晴 中午，同志们拿着一张革委政工组的调令，调我到县革委宣传办公室工作。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调动回题。因为去年是错误地把我等一百多人踢出各办事机构的，今年是中央指示才得到解放，应该是恢复原工作。但由于某些人不敢正视现实，故作另调。 …… 追记：1968年王永文、黄恩潜之流借李再含的“三反一粉碎”之机，将我们原县委机关的几十人打成“反革命右倾翻案集团”。胡编乱造什么县委书记吴纯让是黑后台，陈朝彬、谢明俊是团长，章建人是狗头军师。我等一批是干将或小喽罗。将我在下棋中“不要子子多，只要位置好”的即席之言作为“行动纲领”。对我们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69.10.28. 星期二 晴 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进城来了。他们是被迫离乡，到北京告状获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些同志的回来，标志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 …… 从文化大革命中，看到那些昙花一现的角色，他们比谁都出场早，表演得充分，都显出各种丑态，然后一个筋斗摔下去。 ※：派斗中被迫出走的人，被接回来。 1969.12.16. 星期二 阴 一个（李忠奇）同志非常气愤地从县革委办公大楼走出来。他说：“xxx（石维新）快要死在马厂坝了，我来找领导上去看一看，没人理采，这有什么干法？”当然，忠奇他当时的心境很不好。但是，作为领导者的责任，就有爱护干部这一条。我们为什么对一个病至垂危的干部抱这样的态度呢？这不能不使一些干部有想法。 …… 追记：石维新是南下老干部，县委宣传部原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亲人全在黑龙江，身患严重肺气肿，被赶到马厂坝五七农场去劳改，无人关心。每月15元生活费不够吃。他把以前的一点钱交我保管，我每月买5元钱之内的食品悄悄带给他。太可怜了！ 1970.1.18. 星期天 阴 乘上客车，我们到毕节去运上海市革委赠给贵州贫下中农的宝书和毛主席像章。 数九天，北风吹得周身发冷。上海市革命人民的阶级感情鞭策着我……心中只想早点拿到红宝书和像章…… 追记：我们从地革委领回十余纸箱“毛著”和“毛像章”，而后又分发到各区，层层往下送，直发到贫下中农手中。当时的礼品也完全政治化了，送给同志们的结婚礼物也可是一本小红书。 1970.2.22. 星期天 晴 步行返方，又回到无限复杂的斗争漩涡里。县革委补调会议已经开一周了。听同志们说，我被指定留下坚持工作，没有叫我参加会议。 我走到办公室里，一切都非常零乱，空荡荡的，人影儿都没有一个。留我下来坚持工作，到底干什么？找不到领导，我也不知道。据说领导同志们都参加会议去了。有的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也没有在办公室。我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了。没事我就只有宣传毛泽东思想。至于具体工作，再听安排。 1970.3.1. 星期天 晴 晚上，几个同志照例到学习的地方闲聊。一会儿，陈朝彬同志跑到学习室里说：“萧世明的爱人不行了，简直糊言乱语。”大家一听便知是她那精神恍惚病发了。于是游维森、廖朝栋和我便随朝彬去世明处看望。 只见她（石禄芬）躺在床上，失去常态。我们问她，她好像不懂我们的问话，好久才说出一句，或几句，但语无伦次，答非所问。当她谈到她怕萧世明又挨整的时候，尽管只是一句，大家都流泪了。想到这个平时能说会道的农村女社员，弄成这个地步，怎不使人伤心？ 她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她告诉过我。那是在1968年7月份李再含发动的“三反一粉碎”中，大搞阶级报复的王永文，指使其心腹反动富农的娃儿胡世宗之流武斗萧世明。她在窗外看见了，当时被吓昏在地。接着，斗争会从大会转入小会，把萧世明弄到一间小屋里关起来追问所谓“黑材料”（萧是原县委机要秘书），斗了一个通宵。就在这个通宵，她一直没有睡觉。她昏倒苏醒过来之后，她便找不到萧世明了。这时，萧世明在一边挨斗，她从一边连夜到处寻找萧世明。大十字也连跑了五趟。当时她想到恐怕萧世明已自杀了，神经极度紧张，造成错乱，以后就慢慢发展，治疗无效，结果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过一会，她稍微清醒了一些，我们又被引入了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在那（三反一粉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同志之间不敢说话，更不敢往来。哪怕到了陈朝彬们有被捕可能的“七.四”万人大会前夕，他为了交待些被捕后的事情，都只敢用纸条从壁缝中传递意见，表示自己的思想。最多说一句话，都只有在厕所内看到无人时，才说一句：“再见了，同志！” 章建人把他的家庭地址告诉我，说他被捕后，要我为他写封家信。他已写好的家信，也只敢晚间交给我，由我转寄出去。 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被搞得人人自危，而那些反动富农娃儿等却耀武扬威。 ※：陈朝彬，光棍一条；章建人，老干部，家在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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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14 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