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2012年向母校汇报提纲连载之4 我到苗山办农中

贵州老高

高致贤2012年向母校汇报提纲连载之4

　 我到苗山办农中

　　　

　　　1965年暑假中的一天，瓢井中心小学校长卢永书通知我：区委决定让我到八堡公社创办飘井区农业中学，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我背上背包，怀揣《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便跟着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那里有本校教师余永达的女儿余兴荣在教民校，我们在她那里吃过午饭后，约起大队长杨文斗到上寨生产队去找到大队支书李德全、生产队长李德忠开个小会。邓正银校长向他们传达了区委决定让我到他们那里创办区农业中学的意见就走了。

　　　其实，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上寨生产队42户人家，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农中就办在这个苗家山寨里。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我于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们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肄业的。这样，我们硬是在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反复交待，严禁带灯。学生干脆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

　　　赵老师来后，李德文的小床睡不下3人了，我就和学生一起到教室楼的竹巴条上去铺床，没有楼梯就砍根带桠杈的木棒代用。开学之初，学生带粮带菜，每天凑米集中煮饭，蒸熟之后分饭吃。开学后，我们首先种菜，渐渐用集体种的蔬菜统一做汤了。我和赵老师开锅，他的口粮由区里从救济粮中解决，但无副食供应，我每月有4两菜油供应，与赵老师同吃，平时我们就自己卤酸菜吃，一个学期下来，还剩下5两多菜油送给苗家五保老人陶幺奶。

　　　村子里家家养狗，我们去挑水必须3人同行，中间人挑水桶，前后2人当保镖，各持棍棒防狗咬；但只能防而不能打，打了就会影响民族团结。星期天，我带学生到十多里外的石板公社去背煮饭煤，得到县劳模李昌喜的减价照顾。

我们实行上午上课，下午生产。以开荒种地为主，兼打毛栗、割茅草、参加当地修公路和修筑水库等有偿劳动。公社指给我们一片荒地，公社书记周英发亲自借几头牛来带我们犁荒田。学生都是来自贫下中农的劳动力，还有生产队会计，生产劳动管理有一套。

第一次“半耕”是打毛栗。季节尚早，毛栗球张口的还不多，没有手套，镰刀又少，只好打下毛栗球果用脚踩，或用石敲，取出宝石般的栗籽，谁都想尝几颗鲜，我也尝了一颗。我说：“我们先忍点嘴吧，看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全班学生就不吃了！

次日上街，全部毛栗卖得3元多钱，买了一担木粪桶和一个粪罐，还剩两角多钱，这便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笔收入。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大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有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又无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来买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与牛的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我们自己垦了荒均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其间，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文化工作也得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