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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陈国华记者的《毕节日报情》修正稿 《毕节日报》情 —— 读高致贤老师《相交40年 情景在眼前——对《毕节日报》创刊40周年记忆》有感（外一章） 陈臻（国华） 因为《毕节日报》对我少年求学时期的鼓励和支持，我后来成长为贵州广播电视台的高级记者、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个人专著《声音过后的“铁“”痕》、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我的个人专著《广播剧写作及其案例》。如今《毕节日报》40年大庆，我觉得我必须要有点文字，方表我的激动心情和感谢！ 我的处女作《初冬月》是在《毕节日报》发表的。那时候《毕节日报》还叫《毕节报》，总编还是刘衍奎老师，编辑老师是张培立。时任大方县文联主席的高致贤老师，把正在大方县城读高中的我，推荐为《毕节日报》通讯员。我作为学生“记者”，在高致贤老师带领下，经常帮各乡镇写新闻，经常有豆腐干在《毕节日报》出现。 当时我和县城比较励志比较爱写小说和杂文的董文君一起，成为高致贤老师办公室的常客！和高致贤老师一起，成为《毕节日报》各种会议的参加者。我当时的语文老师是郭祥文，看到《毕节日报》发表了我的散文，他就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孺子可教也！每周给我交一篇作文。”就有当时同学们疯传的少年悲切情绪散文《伤感录》。只可惜后来搬家遗失。 老家一老乡连夜从马场走路到大方县城，找到在县城读书的我反映，马场小学设立家长委员会，每个家长要交10元钱才让学生报名读书。我在高致贤主席的指教下采访了县城物价局，得知马场小学的行为是“胡乱收费”后，又找到当时的马场镇分管副镇长詹尚俊、还有在马场小学就读的高年级学生家长核实，都说情况属实，他们都还没得报名！就写了一篇“读者来信”《马场小学胡乱收费 困难学生报不上名》寄给报社，不料报社就在第二天“头版倒头条”刊登出来，得到地区、县里领导重视并及时响应，制止了马场小学的“胡乱收费”行为，让困难学生得以及时报名就读。之后哪些主事者去找我母亲兴师问罪，但正义的母亲义正辞严，自豪且严肃的说：“我儿子是毕节党报通讯员！有本事你们去找他！”才作罢。紧接着，《光明日报》刊登我参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文章《从演员的“义演不义”说开去》。 在县城读高中的三年，除了新闻业务方面得到《毕节日报》张培立、王荣泮、刘琼峰等老师和高致贤主席的指教，文学方面也日益见长，先后在《星星诗刊》发表诗歌《邻居》、在《诗歌报月刊》发表诗歌《深夜里，我不回家》等等。 我考取贵州省税务学校后，回毕节民族中学看望我在大方二中读书时“要求我一周交一篇政治小论文”的吴道芯老师，他请我去吃位于公园路上的“王傻子烧鸡”，味道特别鲜美。禁不住找老板拉起了家常，觉得“王傻子烧鸡”俗气了点，登不得大雅之堂，建议改名字为“毕节盗汗鸡”，可是老板却摇头说不好不接受。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回位于遵义市区唐家井子尹路的贵州省税务学校后就写了散文《毕节盗汗鸡》投给《毕节日报》，不料《毕节日报》文艺副刊“头条”刊发，并给我评了当年优秀通讯员“三等奖”，给我发了60元奖金。后来“王傻子烧鸡”老板专程到学校找我，说根据我在《毕节日报》发表的文章，他改名字了，生意很好！给了我500块钱的润笔费！我当时异常兴奋，同学们也投来不一样的眼光。会计（二）班有个优秀的学生孙芳要参加遵义地区交警支队的演讲比赛，要我帮写一篇演讲稿，我就连夜写了一篇《自律，交通安全的保证》。文中就有当时孙芳认为她最欣赏的血性呐喊：“难道我们就这么贱！非要有人监督才会自律！”孙芳演讲比赛得了第二名。我正打算把《自律！交通安全的保证》投给《毕节日报》，遵义交警支队不让也就作罢。 因为有了毕节日报的鼓励，我后来才有了美好的未来，才有即将出版的精美散文，才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才成了贵州省“甲秀文化”人才。 文字的种子和生命的森林 三十多年前，《毕节日报》在我心中播下了一粒文字的种子。如今回望，这粒种子已长成一片蓊郁的森林，荫庇着我整个职业生涯与精神世界。文字的力量，恰如春雨润物，看似无声，却能滋养一方水土；“记者”的使命，犹如明灯引路，虽不耀眼，却能照亮社会暗角。 少年时在《毕节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初冬月》，犹如一束光照进了我懵懂的文学世界。刘衍奎总编的仁厚，张培立编辑的耐心，高致贤老师的提携，郭祥文老师的严格要求，构成了我文学启蒙的"四维空间"。特别是郭老师那句"孺子可教也"，不仅是对一篇习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整个人生方向的确认。文字创作如同登山，最初的几步往往最为艰难，而《毕节日报》给了我这个乡下少年第一根登山杖。那篇遗失的《伤感录》手稿虽然可惜，但文字赋予我的敏感与思考能力，却成为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马场小学胡乱收费 困难学生报不上名》那篇报道的发表，让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新闻舆论”的力量。一个高中生的读者来信能够登上头版头条，不仅反映了当时《毕节日报》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更彰显了党报"为民发声"的担当精神。当那些被曝光者找到我母亲兴师问罪时，母亲那句"我儿子是毕节党报通讯员"的铿锵回应，不仅是对儿子的保护，更是对新闻正义的朴素信仰。这次经历在我心中种下了"铁肩担道义"的职业信念，让我明白：真正的新闻从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社会良知的守望。 "王傻子烧鸡"改名为"毕节盗汗鸡"的故事，则让我领略了文化创意的魅力。一篇散文能够改变一个老字号的命运，500元润笔费背后是文化价值的认可。这件事教会我：文字工作者不仅是现实的记录者，更可以是文化的塑造者。正如"盗汗鸡"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赋予了普通烧鸡文化内涵一样，记者的笔也应当为平凡事物注入精神高度。孙芳同学演讲比赛的成功，则让我明白文字可以成为他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写作者的价值在于点燃更多人的思想火花。 三十多年过去，《毕节日报》培养的不仅是一个高级记者，更是一个用文字服务社会的践行者。从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到即将出版的散文集，从学生通讯员到省级媒体人，这条成长之路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始于一个小小的平台；每一段精彩的人生，都来自持续不断的坚持。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回望，我越发感激《毕节日报》给予我的专业启蒙与精神滋养。它教会我：真正的新闻不是追逐流量，而是守护真相；优秀的文字不在辞藻华丽，而在思想深刻；媒体的价值不在发行量大小，而在影响有多深远。如果说我后来在新闻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那正是因为《毕节日报》在我心中早早种下了"真实、客观、为民"的职业基因。 值此《毕节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想说：一份地方党报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它记录了多少新闻事件，更在于它培养了多少像我这样因文字而改变命运的人。文字如同种子，媒体恰似园丁，当二者相遇，便能培育出改变社会的精神森林。愿《毕节日报》继续做毕节人民的精神家园，培养更多怀抱理想的文字工作者，在新的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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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6-13 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