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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深圳首任研究室主任卢祖法 高致贤/编篡 按：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深圳拟出版《深圳人物传记》，我应邀编写一组6篇深圳人物书稿：其中有深圳市的首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卢祖法、深圳市首任商业局长李济才、深圳市空港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朝金、深圳书画艺术学院教授孙乃一、福田区首任政协主席陈基渝和南山区科苑工商所所长张书宁等等6人。原稿交给叫任莺鸣的联系人后，电子稿发于我的博客。在改革开放40年的新时代，看来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将其再发与读者分享！ 深圳人物连载之一 卢祖法 (2010-11-25 09:23:29)[编辑][删除转载▼ 标签： 卢祖法 宋体 政策研究室 游击队 深圳市委 财经 献言策鼎新革故，当谋臣赤胆忠心 ——记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卢祖法 高致贤/文 卢祖法 男 汉族，1926年8月生，湖南宁乡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于湖北入江汉公学第四期学习尚未结业就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49军征粮队，先后任柳州军政接管部组长，广西竹山乡防委主任，49军、广西军区的民运部见习干事，钦州军分区的政治部秘书科的见习秘书、宣传科见习干事、组织动员科参谋，合浦县兵役局一科助理员，合浦军分区文化教员、政治部直工科助理员，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助理员、秘书处秘书、直工处副处长、宣传处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四年）。支左期间任广州市革委政工组党组成员、宣传办第一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1976年转业到广州市委，先后任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1年10月起参加深圳特区建设。在深圳实行三级管理期间，同时担任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改革办主任、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深圳年鉴主编、市经济学会会长，市委新闻发言人之一，市政府驻香港代表机构——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顾问、特区研究会副会长，并被推选为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而今的深圳，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错落有致，人口超千万，全市无农民，拥有各类先进的生活配套设施。短短30年间，不但在全国大中城市建设中名列前茅，而且跻身于国际花园大都市，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块响当当的牌子，成为多少人羡慕、多少人向往的地方！ 30年前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下属几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各项生活配套设施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到30年便创建一个国际名牌，个中艰苦有谁知？当年深圳市委首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卢祖法乃深圳拓荒牛之一，他在积极参与创建特区的艰苦卓绝工作中，不断用文字将深圳特区的开发史详细记录下来，陆续编辑出版了《深圳特区规划大纲》、《特区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年鉴》、《前进中的深圳》、《深圳特区发展新阶段》、《深圳特区新貌》等等大型文献。 这些文献，不但记录了深圳如何从小渔村迅速建成国际大都市的进程，还记录下我国改革开放的足迹，作为体制转型期的实录文本，为我国经济发展史添写了光辉的一笔。 一、生于黑夜，追一线光明 命途奇舛的卢祖法尚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父亲卢其山因为组织农民武装，打土壕，打台湾局，打中央军，就于1925年的冬天被国民党杀害，房屋同时也被烧光了，有幸逃脱生命而又无家可归的母亲，只好于1926年到湖南黎江文伯乡朱家邦外祖父杨素仁家分娩，留下他这棵革命的秧苗。从此，他就开始了与命运的顽强抗争！ 他外祖父杨素仁家，三代贫农。既无田产，又无积蓄，外祖父已年迈力衰，无法养活他们母子。他出生不到一岁，其母被迫改嫁。他三岁那一年，继父突发肝病，客死他乡。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无处栖身，只好又到了外祖父家艰难度日。本就贫困之外祖父家，再加两人吃饭，负债累累的外祖父，一时被生活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心情不好，有时与祖法的母亲发生一些口角……外公的哭责声，母亲的辛酸泪，迫使少年卢祖法不得不过早地走上了谋生之路。六岁那一年，外公要他去学篾匠。可是他那稚嫩而瘦弱之手尚拿不起一把篾刀，更搬不动一根竹子。母亲看他学篾匠不成，就让他跟舅父上山打柴为生；九岁，便送他到王裁缝的家当学徒。原定从师三年，只供吃住，没有工资，还得包揽师傅的家务活儿，做不好家务就要遭受剪刀尺子加身。因为忍受不了王裁缝的打骂，不到半年他就逃回到了外祖父家。 1938年，日寇侵占了黎江。鬼子经常下乡扫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百姓无法正常生活。年轻的男人当游击队，打鬼子。老人、妇女、儿童都躲进了深山密林。外祖父和舅父都躲进深山，生活更加困难。为了减轻外公的负担，他母亲让他暂到其姨母家住住，顺便照顾他的表弟。他带着自己所有的衣物，赶到了姨母家…… 一天，他去为姨妈办事途中，他的表弟杨祖新告诉他：县上来了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书读。万分渴求读书的他，马上穿上鞋子，拿了一把伞就要去找游击队。此时，他母亲才告诉他：昨天晚上游击队就来通知了，要他今天到大禹山镇政府集合到长沙去读书。但他母亲想留下他这个独儿子，将来养老送终，才未告诉他。母亲见他去意已决，只好流着眼泪，给了他一百光洋，让他匆忙赶路，他从此又奔上了求学的艰苦历程。 中午赶到大禹山县政府，那里已经集中了不少去长沙读书的小孩。孩子们上路前往长沙时，日本鬼子从远处向走到半山腰的孩子开枪、开炮拦截。游击队带着他们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晚上坐上轮船，第二天终于到了长沙，进了难民收容所。由于收容人多，卫生极差，收容所有人染上了霍乱，严重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就在这个紧急关头，许新院长带人来收容所给他们办了入医院的手续。随后，用汽车拉着他们去洗澡，换上清一色的短衣短裤，麻草鞋。最后，把他们拉到了南岭外雨发岭，借驻于一所兵营里，去湖南第二保幼院治病。终于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卢祖法总算闯过了一道生死关。 经初步的测试编班，因之前他曾读过半年的新学，懂得加减法，便编入三年级，正式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读书生涯。他便一头扎进书本里，如饥似渴学习着。然而生活甫定，组织上便获得日寇要对长沙大轰炸的情报，上级命令保幼院立即撤离长沙，他们又虎口中挣扎出来，开始了战乱中的生活抗争。小木船在江中经过十八昼夜的惊险航程，最终在夹中村安定了下来。在这里，他渡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经过革命理念教育，他懂得了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懂得尊师爱幼，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热爱劳动，努力学习，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为他日后成功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由于他勤学苦练，在保育院四年便学完了小学六年课程。1943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紫江国立第二中学，因为了当时已经16岁了，学校便分他去读简师班。能读上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中学，他便拼命读书、勤练写作。可因紫江是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日本鬼子经常来轰炸，学校教学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土匪趁火打劫，抢劫师范部的学生，打死了女教师，还抢走了二十多名女学生。伪教育部便决定分散学校。将高中部，师范部，初中部搬到贵州玉林（是否玉屏？）。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生活更加困难。教育经费被剋扣，吃饭也用秤来秤，有时候没有菜，有时候煮一些黄豆，数给每人几粒……学生在老师的支持下，闹起赶校长、反对教育部长的秘书的学潮。卢祖法被推举为学生请愿代表。当时仿县有个《中国晨报》。他便开始向报纸投稿。主编蒋布良写了一篇《围困》的文章。卢祖法读后很有同感，便想写文章，但是不容易发表。他便写了生活、读书和发表文章的“三大困难”一文投出去，受到蒋布良的重视，还针对他的稿子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写作是记述生活的技能，要有很多生活积累才能写出来好的文章。世界上的文学史，没有一个孩子作家。你想当作家，你就应该耐心地学，耐心地写。耐心地积累生活。这使卢祖法受到极大启发，他便在此思想指导下开始在当地一些报刊上发表了文章。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赶校长也成功了。他们以为苦日子应该出头了。可是，得到的是，校长到南京升官了。学校被合并到同人国的三种。（是否铜仁三中？）这就更苦了。住的是一个四面没有遮拦的大戏园。周围都是厕所。教室设在一个石头山上的古庙里，晚上要摸到庙里面去自习。那时候点的是桐油灯。油烟很浓，暮鼓晨钟，学生变成了“和尚”。这个时候，卢祖法比过去更加发奋读书。自己买了个小油灯，大家睡了以后，他还奋笔疾书几小时。当时铜仁本地有一个小报，他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六千多字的小说《催残》，读者反映很好，他因之认识了一些文学爱好者。可因战乱停刊，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了，保育总会发给每个人一万五千元。可是，学校财务部门把这笔钱压起来，不发给他们。学生们知道了，便选派两个代表找学校，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卢祖法。他们突然跑到学校财务部门查账，一下抓到银行的通知单，学校无法推脱，答应把这笔钱全给学生做服装。接着又派了他们两个代表到仿县买了阴带色林（是否阴丹士林？），每人做了一套罩衫和一套内衣，剩下的钱分给大家。毕业回家乡之前，卢祖法为同学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卢祖法的知名度一下提高了很多，他的文章也引起官方注意。校长看了他的一篇叫做《扫枫雪的老人》。他在文章前面引了高尔基的一首诗：“你来到这个世界，只是白来，就是磨烂了脚板，也得不到生活”。校长就说：这个学生思想左进，那个时候“左进”是要杀头的。美术老师告诉他：校长讲你思想左进哦。让他注意。我说：我又没有做什么。他要这么看我有什么办法？这时，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因为卢祖法是学生代表，校长也怕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引起学生闹事，他便得以毕业回到湖南，在求学路上，他总算从半文盲挣扎到中学毕业，为他日后的自学成才作了一些知识铺垫。 卢祖法十二岁离开黎江，八年之后拿着国立三中的介绍信啊到县政府教育科要求当教员。教育科长看了介绍信，马上给他介绍到他的家乡中仿中心小学任教。他以为这下便可堂堂正正地当个教师了。谁知那个学校的校长杨三登的父亲是大地主，大恶霸。就是卢祖法的父亲手下打死的。他问知卢祖法的父亲叫卢其山后，便以“本校教员已经满，请卢先生另谋高就”的托词将他拒之门外。于是，卢祖法又开始于就业路上新的抗争！ 第二天，卢祖法又跑到县教育科，汇报杨三登的态度，请教育科拿办法，几经交涉，科长给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他本乡的中华科学校；第二封介绍到沙介乡。卢祖法把这两封信分别送达。送到杨三登那个地方的，他不理。沙爹乡表示开学前一定把聘书送给他。他以为这下可靠了，便在家里等聘书。谁知等到开学时，沙介乡来封信婉言谢绝。两个信都落空了。卢祖法决心不再去求人，安心在家里温习功课，半年之后，再到外面去谋职。 然而，峰回路转，开学前，中仿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约他到学校面谈。他去到之后，主任代表杨校长，希望他到学校来当四年级的导师。听说杨三登，他就马上就要走。主任把他拉住说，是杨校长要聘请他。他说他试教都是教高小，最后敲定他当五年级的导师，兼管全校的体育。他从初中到师范三年多的时间都是短跑运动员，且拿过两项冠军。全县，全校三千多人比赛，他也是冠军，这样他就对口了。他在中仿任教期间，他发起开了一次全乡的运动会，增强了全乡师强身、强国的观念…… 乡里熟人告诉他，杨三登聘他另有阴谋。学校的税务、管财产的都是杨三登的爪牙。他们的父亲都被卢祖法的父亲镇压。这叫学校对他十分不利。他就辞职到长沙去要我的毕业文凭。想拿着文凭去求职，可教育厅说他教书未满三年，不能给你文凭。几处碰壁之后，卢祖法深感当个小学教师也实在难啊！听说武汉学生正在闹学潮，他便不再回乡当教师了！ 二、步入军队，练一身本领 在全国人民英勇抗日斗争的行动鼓舞下，卢祖法积极参加武汉进步学生的反伪抗日学潮，被国民党列入抓捕的黑名单。为保护这些优秀学生，地下党将他们送到天门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他被分配到49军军部，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他虽然只读到师范毕业，但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军队里，他这种学历也成了领导眼中的香馍馍。入伍就分配到军部。不久，军长见他聪明好学，便问他想当什么？他说想当记者、写文章。组织上从革命战争的现实需要出发，先安排他到新成立的民运工作队从事民运工作。在民运工作中，他适时以准确的文字材料向上级组织汇报工作情况，受到相关首长青睐，后来又把他调到炮兵连做文字工作。在战争环境中，他常以双膝代桌子，做记录、写报告，及时向有关方面汇报军情…… 1950年他被提升为干部，和军长一起前往第七军的前线指挥所。军长直接指挥大战役，他也一个星期没有饭吃。直到部队取得消灭敌军四万多，俘敌军官十多人之大胜利，打完了战役，回韶阳，他们才得稍事休整，然后进伐广西。 部队挺进广西，他的写作才能派上了更大的用场：在进广西之前，他就先被派去了解广西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完成一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并编辑成《广西民风民俗》的宣传手册，印发到各基层部队，作为军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民情参考教材。此后，他又被派往十万大山中的皇城，和全国战斗英雄一起深入祝山乡发动群众剿匪，亲历了电影《乌龙山剿匪记》中的若干战斗场景。他在战争中表现突出，在军队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冬，组织派他下连队当兵，他便利用在雷州岛炮兵连锻炼的业余时间写了一篇《永不退色的红军老战士蓝士云》的人物特写在1959年的7月1日的《解放军报》发表。《广州日报》马上转载，在军内军外引起强烈反响。后来，他发现学校中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学期过了三分之二，所上课程还没有过半，便写了一篇《一本不完整的教学日记》发表，引起当地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他被一些战友誉称为“秀才兵”。 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卢祖法克服了各种困难，练就一身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过硬的工作本领！战功累累，小功不计，三等功他就先后立了6次。这在和平时期的军队里也不多见。 1972年，卢祖法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更便于发挥他善于思辨与勤于写作的特长。 三、转业从政，实现思想大飞跃 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习惯以命令从事的卢祖法曾一度感到地方工作比部队复杂多了。可是，文革初期他到广州支左时正确把握政策的表现已在市委领导班子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刚报到上班，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的粱湘同志便指令他去一家大型的国家重工业工厂去解决该厂的严重派性问题。他二话没说，立即带三个人进驻该厂，迎着“老大难”问题，一呆就是八个月，每天向粱书记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 进厂之后，凭着他在军队里练就的“三八作风”，不带任何偏见，随时深入不同观点的员工中，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和一线工人们“摸爬滚打”，染一身油污出一身汗；夜里与干部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他就以这种真诚的态度听取各方面的观念，听他们各自倾诉苦衷，揭露派性的罪恶，一步步取得广大员工信任，掌握了工作主动权。这样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摸底，他已掌握了大多数员工的思想状况。在此基础上，他主持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请一位干部进行针对性很强的现身说法，启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觉悟。 在大多数人基本统一认识之后，他又分别约请一百多思想尚不够通的干部逐一展开谈心，直到大家都有了新的认识，各自作了自我批评，一下突破了干部思想关。干部思想工作做通了，大家都表示不再搞派性了，多数作了自我批评，有的还主动写了自我批评的大字报。这次消除派性的工作，卢祖法办得十分成功，广州市委领导同志很满意，那个大厂的干部职工也要求他去担任该厂的党委书记。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卓绝工作，卢祖法终于打响了转业从政的第一泡！ 消除派性工作满满完成后，市委又派他去整顿市委党校。党校第一把手原来由市委的秘书长兼任，很多工作忙不过来，只能掌握原则性。具体工作的重担还是落在卢祖法的肩上。他一头扎进教室里，边学理论边调查，将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理论→再实践→再论证的反复研究，三个月后，他写了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登台报告，反响很好！一个行伍出身的副校长的开山之作，就被业内行家赞为“高精尖”！ 若要问他在党校干了些什么具体工作？他说只抓了两件事：一是针对实际问题搞调研。他告诉大家：搞理论研究要“不为书，不为上，只为实”。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去解决党内思想僵化，两个凡是的问题，党校教育也要拔乱反正，解决过去有些绝对化的认识。他说，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是没有阶级性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规律性的管理流程。比如市场经济是不是带有阶级性呢？我们过去把计划经济看得太绝对了，认为社会主议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议就是市场经济。其实不然。 他通过广泛研究后说：从苏联几十年的发展经过来看，我们的计划经济没有竞争性，苏联的卢布没有浮动价值。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经济，工厂也有计划。日本生产是按订单生产，所以也是有计划的；德国美国都有计划，都有非常强的计划。而我们的经济为何不能既搞计划又搞市场相结合呢？他说，他到比亚迪去考察也是一样。工厂有工厂的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 于是，他以“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为主”的理论首先解决了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及时为广州市委党校理论教育提供了解决党内思想僵化和两个凡是，拔乱反正的新理论，率先进行党校教育中的拔乱反正。他的理论研究在此实现了“惊险的一跃”！他在解决“老大难”问题中也发挥了“求火员”的作用！ 由于他在党校工作学习期间实现了思想上的大转轨，这就为他调深圳后的勇于开拓、不断创新、成为市府决策部门的主任以及特区的发展中一个比较优秀的谋臣，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 四、建设特区，屡有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创办深圳特区，省委副书记粱湘负责创建深圳的全面工作，1981年8月粱湘便点名调卢祖法到深圳，并委以政策研究室主任之重任！ 而今举世瞩目的深圳，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小渔村。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办公配套设施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建一个副省级的特区，物质条件之艰苦就不说了，还有来自上下左右的各种非议。办特区尚属试验性，既没有现成模式，更没有现成政策，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研究室建立伊始，一切都白手起家，四处求援，连复印机也是日本人送的。 卢祖法走马上任，就开始他理论探索与深圳发展的同步历程。当时市里只给政研室五个人的编制。作为一个副省级市委的政策研究室，人员还没有一般县里某些小科室的多，任务之重可想而知。而这五个人的单位，当时挂的又是特区经济资财中心、研究香港和澳门的经济研究中心、立法条法处、经济特区改革小组、政治体制改革办、经济体制改革室等六牌子。也就是六个单位合署办公，肩负多方重任，成了特区建设中大军的“总参谋部”。 特区初创阶段，没有现成材料可供研究，必须深入建设第一线去发现新情况，了解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为此，他们根据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有关精神，参考国际上举办出口加工、自由贸易区等经济特区的做法和外商的投资意向，结合特区发展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先后通过情况反映、专题汇报等多种途径，向省委、省政府，直至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情况和反映意见。具体提出如何办好特区的10项政策性建议和办特区过程中的28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中央制定（1981）27号文件和（1982）50号文件直接提供了参考。 市委领导非常重视这个“参谋部”，不仅开会时和政研室的同志们在一起讨论，还经常和同志们同吃同住，共同探讨政策方面的问题。作为这个“总参谋长”的卢祖法，自然感到自己肩头担子的份量。 他深知，从事政策研究也有风险。不但要敢于颠覆某些传统的经济管理办法，还要勇于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许多政策进行革新，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者反对。当时，地方政府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准备也还很不充分，缺乏人才基础。全市只有一个工程师，一所完全中学，没有高等院校，没有科研院所。理论、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都万分缺乏，远远适应不了特区建设的需要。 富有几十年军旅生涯经验的卢祖法，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性；在文化宣传系统摔打了不少年月的他，更懂得思想先行、政策指导的重要性。没有政策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政策错误便会导致行动错误。 特区始建，一哄而起。新建机构如雨后春笋，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赴深圳接受任务，这就需要市委市政府及时颁布建设特区的方针政策、订出发展纲要。而方针政策和规划大纲的制定，没有基础材料为依据不行！基层部门尚处于初建之期，机构不健全，档案资料等于零，一切都是现炒热卖。向他们收集当年工业产值，国民生产总值，税收多少，外资进来多少等等研究材料都十分困难。但这并未难倒卢祖法们！为使特区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他们遵照中央和省委关于试办特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参考国际上一些类似作法订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市委有了“纲”，下级便可依纲订“目”了。 随着特区建设的迅速发展，他们又组织了一百多名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拟订出《深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接着，中央又有把深圳办成综合性经济特区的指示。据此，时任副市长的周尔康同志亲自带领政研室的同志去香港对怎样引进外资办工业，物价怎么管理，如何开展社会保险，税收问题怎么进行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进行发展预测，从而拟订出《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稿，层层开会讨论，邀请省内外、国内外相关著名专家充分评议，反复修改补充定稿，按程序报上级批准，形成正式文本。 特区建设有了明确的《规划大纲》，下属各部门各单位便根据这个“大纲”的要求，结合各个时期的实际需要，制订出分阶段的具体实施计划。纲举目张，保证了特区建设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然而，研制政策法规这样繁重的工作，仅凭当时研究室的少数人员来完成，不过杯水车薪！对此，卢主任又怎么办？ 一、借鸡下蛋 为了制定特区经济社会战略发展大纲，他带着亟需解决的问题、组织有关力量展开了上下左右的全面调查研究。1984年冬，卢祖法带着粱湘同志的亲笔信和他们拟订的八个专题报告，先后到省里，上中央，向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求援，分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相关专题报告，请求有关专家和领导给予批评指正，邀请他们别深圳考察，立即得到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大力支持。 半年后的1985年5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专家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参加了“深圳战略发展研究会”。中科院的王卓、余光远等领导和国际著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作了书面发言。卢祖法参与起草的“深圳规划大纲”原则性通过了。但这仅有一些原则性的条文要求。如何实现大纲要求？还需有具体实施意见。这就还有许许多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卢祖法仍然感到人力十分不足。 对此，在向外招聘人才之同时，他们就先征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华工，香港，省社联，省港澳中心，省社科院，特区研究会等单位有关专家的意见，或将他们有用的意见有偿提供给政府，先解燃眉之急；抑或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产品，实现双赢。使他们既获实惠也有荣誉，愿为深圳建设兼职或直接到深出力。 与此同时，卢祖法多次亲自或派员陪同市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赴海外考察，开阔视野。涉外考察中，卢祖法对新加坡实施的“蚂蚁”政策之类很感兴趣……在外考察时，他常常受到不少启发，认识到：要建设经济开放型的特区，必须建设良好投资环境、诚心筑巢引凤。 有了较为明确的指导思想后，在原来的深圳规划局对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制定出深圳发展大纲，规划深圳蓝图，其间二三年内，他们先后请到国内外所有名牌大学的有关教授前来参与研究制定深圳发展规划大纲。这个规划大纲通过全市各级层层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取得共识之后，上报国务院。中央同意了，特区便有了建设指导方针。市里安排各系统各单位根据大纲精神去拟订实施办法。真正实现了纲举目张！ 二、深市新闻发言人 深圳特区的兴建，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炮，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洽经济改革的具体行动，引起国内外各种势力的不同反响和高度关注！特区建设中的每一个“动静”，不仅牵动全国，牵动港澳，也牵动着国际舆论界的每一根触须。如何面对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的采访？这就得先有个指导方针！从这个实际需要出发，1985年，深圳市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市政府发言人制度的意见》，设立了三个层次的发言人。成为全国最早建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设立新闻发言人的地区之一。当时的市领导邹尔康同志任首席新闻发言人，林祖基、卢祖法、李伟彦等同志任发言人，在经济特区创建之初的关键时刻，他们积极主动地对外发言，收到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 1985年7月，香港某些报纸曾刊文攻击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一时间，香港舆论掀起了“深圳是失败的试验”的论调。当时的首席发言人邹尔康同志积极接受香港多家媒体的采访，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地介绍深圳的真实情况，让海内外受众了解深圳的建设成就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从而扭转了舆论态势。深圳新闻发言人，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创下的政府进行危机公关的案例。类似例子不少，其间卢祖法功不可没。 为了加快探索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步伐，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的“政务公开暂行规定”、“市政府工作规则”等规范性文件，都涉及到新闻发言人与政务公开的关系。在市委、市政府作出用20年左右把深圳建设成为重要的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的规划中，新闻发言人工作成了必不可少的国际通行内容。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市政府发言人。他们的发言在国内受众心目中代表深圳特区，在国外受众眼里则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既要敢说，又要说好。卢祖法之所以作为深圳市的首批发言人之一，他是创办深圳特区的一位元老。他一上任就肩负起政策法规研究之重任，几乎参加了当时市领导的所有决策活动，“吃透”上头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他又积极深入调研，掌握了丰富有用的第一手资料，“吃透”下头的实际情况。“吃透两头”的他，发言有理有据，深获受众欢迎。他在参与经济特区创建之关键时期对外发言，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此期间，中央有些领导提出深圳特区建设已到应该总结的时候了，其中有的领导提出是从反面总结教训，还是从正面总结经验？针对种种看法，卢祖法主持写了特区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上报省和中央，特区建设成就获得中央肯定，从而稳定人心。 卢祖法作为市委指定的对外发言人，常被安排接待外宾。他胸中有数，发言不用念稿子，讲特区工作如数家珍，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一次，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听他介绍的情况事实充分，道理正确，条分缕析，头头是道，逻辑性很强，便问他上的什么大学？他说“社会大学”，以此说明他自学成才的社会实践成果。 马拉加斯加革命党把资本家的财产完全没收归国有，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听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该党政治局委员便带一个组到深圳访问。深圳市委书记接待他们，卢祖法陪同交流，解答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外宾提出：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都改造完了，为何还要引进外资，不怕资本主义颠覆你们吗？卢祖法当即回答：我们现在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都赶走了，还怕外资来？深圳这个小地方搞试验，不怕外资……直到外宾满意地说他们带来的问题解决了。卢祖法又向他们介绍道：我们的工业才发展起来了，但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发达阶段，西部还有很多省没有进入；有些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了，就要发展生产，还需继续向外引进资金与人才。马拉加斯加客人更加满意，后悔他们国家不该把有技术的外国资本家都赶走。 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光是坐在台子上被动接受记者的提问，还应主动出击，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表明政府观点，正确引导舆论。为此，1982年开始，他们就先后编辑出版了《投资指南》、《前进中的深圳》、《特区经济理论问题论文集》、《深圳年鉴》和《深圳特区新貌》等一批书籍公开发行。同时还定期编辑出版《调查研究》、《港澳动态》、《报刊资料汇编》、《改革简报》等刊物内部发行。还为市领导撰写几十篇文章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发表。较好地引导了舆论。卢祖法作为深圳市首批政府新闻发言人之一，在新闻发言中，他始终向听众交出一份又一份满意的答卷。 三、研究制定法规 深圳特区的立法工作也是从1981年开始的，当时，我国对外法规还很不完善，特区除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外，没有一个单行法规，外商因此裹足不前。客观上需要尽快制定有关单行法规。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并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市委、市政府作出将深圳建成国际大都市的规划后，没有法规保证，前述皆属空话。理论上也必须研究制定法规。中央给特区以一定的立法权，政研室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研制法规的任务。但政研室不仅人手少，而且没有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对此，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客商对特区立法的反映；一方面，广泛听取有关对外经济单位的要求；同时，主动征求海关、边检、税务等主管部门的意见，参考一些国际惯例和有关法规，特别是香港、澳门的法律法规。先后起草了第一批9个单行法规上报审批。接着，他们从全国各地调进了一批专业干部，成立了条法处，使立法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为建特区需要，中央把部分立法权下放给深圳，这对地方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全新而陌生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研究部门的工作就显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了。卢祖法和当年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们一道，又为制定法规“摸着石头过河”了。在此期间，卢祖法曾陪同很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在深圳调研，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打开了自己的思路。使他进一步领悟到创办经济特区，实质上就是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行突破性尝试的思想原则，从而思路大开。他们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点下，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出发，对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很快突破了原来“三个建成”(将深圳建成“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能供港澳游客游览的地区”、“新型的边境城市”)思路的局限，起草了关于深圳创办经济特区法规性的意见，呈报中央。 中央批准了其中的十条内容，这便是著名的《特区十条》。“特区十条”，突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作了一个雏形的描绘。随后，卢祖法和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根据“特区十条”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条例》，报广东省审批。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程序，依据此《条例》正式出台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后又经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该《条例》作为经济特区发展中划时代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经济特区的法律地位，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由政策倾斜引向了法制轨道。 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为了注重投资环境的建设，深圳又制定了“三个全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员进出自由，物资进出自由）的条例。国家给了深圳降低深圳企业的所得税上缴比例、商品进出口减半征税、特区财政五年不上交、有些项目深圳可以自己开辟等一些方面的优惠，充分发挥深圳对外吸引的张力。对资金和人员保证安全，使人力，物资等能获得保障。前来投资者获得了利润，坚定了前往深圳特区的建设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大大促进了特区的建设进程。 然而，在引进外资项目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他们便派出“三资”企业联合调查组，对深圳特区内30余家“三资”企业，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了一个综合报告，分别上报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这份调查报告针对深大电话公司的调查指出：引进外资经营市话，实际上是引进了一个“癌细胞”，存在着保密问题无法解决以及外汇不能平衡，缺额较大，通讯网络无法进行统一组织和有效利用，不利于特区邮电事业的整体规划和建设，“初装费”参与分配等不合理机制和经营管理、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很多等一系列问题，并对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促进特区提高了对“三资”企业的管理水平。 短短几年间，他们共起草制定了30多个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上报。随着这些法规的公布，处理经济案件有法可依，保护了投资者的合法权宜和国家主权！ 随着特区建设的深入发展，法制建设水平也要相应提高，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都还需要继续学习、引进香港的许多东西。为了调研工作方便，后来卢祖法被任命为深业（集团）香港公司董事长，身入其境，由客至主，调研更加方便。 四、手握重权不循私 卢祖法到深圳就活动于市委市府的决策层中，被任命为深业（集团）香港公司董事长之后，代表深圳全权进驻香港，手握公司大把权利。若要安排几人工作，易如反掌。可他用权为民，不以权谋私，且以身作则。 他有三个子女，都是大学毕业后到深圳来自己找的工作。他大儿子曾当过深业集团科总的秘书，想将他儿子安排到深业集团的房地产公司去工作。他儿子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如果不是我当董事长，你可以去。我当董事长，你就不能去。为什么呢，房地产是用权最多的地方，而这个权用得对不对？都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把好关，你就可能就成为人质啊。所以，我叫你不要去。”他的意见得到儿子的理解与支持。果然不出他所料。后来问题就出在那个地产公司，国家损失了一亿多元。1989年，他的小儿子毕业于深大管理系，英语成绩很好，本来可以进深业（集团）公司的。但是，他没有将儿子招进深业公司。1983年，他家乡一个亲戚带了两个孩子到深圳找他安排工作说，安排打字员都行。他告诉那亲戚：特区的用工制度已经改革。所有用人都要经过劳动部门和人事部门招聘。那亲戚又请他向海关通融一下，帮助买几台没有走私的电视机。他说：“按政策办的我尽量帮助，但是违法政策的，我六亲不认。现在我们做的不是国民党的官。是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你有权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行的”。他那个亲戚怏怏地带着孩子就走了。 1978年，我在广州市委党校当副书记副校长，那时候他的级别算是部队当干事的十七级。转到地方党校当教员便是个副主任级十五六级。调资晋级的时候啊，他有条件调升，但是他不跟下边的助师争指标，主动让出。他一连让了两次，第三次调的时候啊，下边的同志们不准他再让了，校党委根据大家的意见给他晋级。 他不受礼。1987年，卢祖法刚到深业公司当董事长。有个日本驻香港的公司老板前来向他表示祝贺，送他一件高级皮衣。为了礼貌，他先收下，并马上交给办公室主任王斤凤，并认真交待：这件东西我不能收，你要好生保管。到年终总结抽奖的时候作为奖品。 1989年他们公司在马来西亚引进一个项目，副总经理一定要他去参加考察，他不同意。后经董事长会议讨论决定他去。他便提出：不在那里签订协议。一切通过考察之后回来向董事长汇报后再做决定。去到那里的当天，对方老板马上把他们带到高级按摩院去找女人按摩。卢祖法当场拒绝；后来，老板给他们每人一千马币的礼物钱。他说：黄老板，不要客气。我们这些干部，国内工资不低。我们出外有旅差费，所以不要你费心了。当众退了回去。 开始谈判，老板就要5%的技术费，百分之五。卢祖法只给0.5%。没有谈成。后来他们实地参观，发现对方企业设备落后、污染严重。卢祖法说：这个项目不能引进。几个月，那个老板打电话到他家里说：卢总啊，太原则了吧？能不能？……遭到卢祖法婉言谢绝。 在卢祖法的心目中，一直是责任重于权。深业总公司资金运转动辄上亿，稍不谨慎就会造成国家的重大经济损失。 其下属房地产公司开办一个项目就投资两亿七千万元。光是买那个壳（公司名）就花了六千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下面才向他报告这一情况。此时组织上要他到澳洲去考察，他就立即召开党支部大会，决定在他考察回来之前公司必须解决好这个资金。不解决好就要追究责任。这才减少了一些经济损失。 卢祖法光荣离休了。回顾他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经历，深感他自幼聪明好学，颇有写作天赋；从军后工作不怕艰苦，思维屡有创新；从政中不“擦鞋”，不信邪，不徇私舞弊，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以实际行动写下他青少年时期与命运抗争；在解放军大学校里茁壮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千锤百炼的人生“三部曲”。 （撰稿人：高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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